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今天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货币政策所选择的基于无时间视角的政策体制，在Ramsey 均衡下，选择最优政策机制能够保持低通胀和汇率的波动，但是产出波动幅度会增大，而在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下，通胀，产出和汇率的波动都比其他政策机制要小；在实证数据上，我们对比了最优政策，汇率稳定，价格稳定以及实际数据拟合的宏观经济体系，我们发现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是更加趋近于最优政策，汇率稳定性目标是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目标。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性，分析得出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的一个狭小的区域，此时的货币政策最有利于执行汇率的稳定性目标。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目标。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现紧密关系，平抑汇率的波动不仅需要一国合理的汇率管理体制，更需要一贯性的政府货币政策的作用，在Ramsey最优均衡体制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可以降低宏观经济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效应，在间接标价法下汇率与本国利率之间反向最优，贝叶斯后验的结果验证了汇率稳定性目标货币政策机制下，各变量的最优响应更加趋向于最优均衡。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特性，研究汇率稳定性与一国通货膨胀的关系，分析得到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

本文建立了一个在货币政策中包含动态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反事实仿真方法研究了消费需求冲击、生产率冲击、货币供给冲击、通胀目标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DSGE模型对于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实证支持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存在不可观察的动态内生通胀目标的假设，该目标对生产率冲击做出正向响应、对消费需求冲击做出负向响应，而且这种响应机制能够起到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它对产出和就业的稳定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非常短暂，但生产率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持久性；消费需求冲击对消费、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持久性，而对其它变量的影响相对较为短暂。

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框架探讨了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本文的理论推导证明，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的经济波动与两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当两国经济平稳，两国经济波动相关性很高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将近似于零均值白噪声；而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汇率风险溢酬将表现出巨大的波动。

中国经历汇率制度改革后，外部经济失衡业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外汇管理当局的“棘手”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2000 年1 月~2008 年2 月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外汇储备累积带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波动影响，借助ARCH 模型和TVP 模型进行动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外汇储备在长期内影响价格波动，而对产出的影响具有短期性；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波动系数为-0.09，外部失衡下经济高增长波动较小；反而低速增长时期的波动加大；而对国内宏观金融的影响则恰好相反（分别为0.08和0.689）；TVP 模型检验认为国内产出增加和FDI 流入都上是国际收支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进口和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国际收支失衡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综合分析认为，借助汇率、利率、物价水平进行国际收支调节和外汇储备调整是当前解决“内外”经济平衡的关键。

本文以日元升值过程中的“双盯住政策”(盯住外汇市场和盯住实际汇率)为基 础，研究汇率升一值压力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方式。经验结果表明:短期内，提高利率紧缩 经济不仅可以实现被动式升值，而且能有效控制通胀率，而主动性大幅度升值可能会陷人类似 日本经历的困境。若利率政策在短期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人民币汇率主动式小幅度升值能 有效抑制通胀;长期中，“紧缩性盯住”(降低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和其他措施)并不一定会带来 经济衰退、为避免“流动性陷阱”，“紧缩性盯住”优于日本式的“扩张性盯住”。文章最后给出 了中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覆辙的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经济波动问题，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基于要素投入、货币供应与中国经济波动的AKM模型，采用1953-2004年样本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IRF）以及Granger Causality Test，实证检验了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货币供应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因，货币供应量波动次之，技术进步引致的经济波动则更为平缓和持久。在较短的时期内，资本存量和货币供应波动更容易引致宏观经济波动，且波幅较大，而技术冲击则从更长的时期内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影响。此外，我国技术进步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非中性的推论也值得重视。最后，文章就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