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2006 年1 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出台后，实施股权 激励方案的42 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果及其微观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分析法(PSM)和Bootstrap 法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小样本偏误后，我们发现：(1)整体而言， 股权激励能够有效提升经营绩效；(2)最终控制权会显著影响激励效果，民营控股公司的股权 激励能够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的投资支出，进而提升公司绩效，而在国有控股公司 中效果并不明显；(3)不同激励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相对于以股票为基础的激励方式，以 期权为基础的激励方式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效果更佳；(4)所有权结构也会影响股权激励的 效果，在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中，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激励 的效果较好。

本文以我国2002-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后，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制度环境的不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不同影响，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

以家族房地产企业为主体的民营房地产经济已成为支撑我国房地产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但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各房地产企业未来的发展面临着空 前的挑战，依靠过去粗放式外延发展已日益缺乏实际的可能性，只有做好企业内 部公司治理，提高经营绩效和盈余质量，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严峻的调控形 式下求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但目前在我国，有关房地产企业公司治理的研 究与文献较少，特别的，从公司信息披露角度，来实证研究我国家族控股房地产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从而得出较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或算是首 次。相比非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面临的由所有权 和经营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较少而面临更多的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之间的 代理问题。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这一特点已经反应到公司的信息披露之 中。从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本文通过选取2005-2007 年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与非家族控股房地产上市公司这两类上市公司在 盈余质量的信息披露、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及公司治理情况信息披露方面存在显著 的差异。

本文设定发生财务危机和经营正常两个对比样本组，经验分析中国上市公司CEO权力对财务危机公司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财务危机组，CEO权力越小，危机越严重;而正常组的CEO权力越大，经营绩效则越好。因此CEO权力大小是公司陷人财务危机的影响因素，且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而处于不同产业生命周期的财务危机公司，其CEO权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从产业的成长期到衰退期是一个逐步减弱的过程。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否定CEO适度集权，应当选择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策略。

本文选用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分析了透明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其中公司绩效分为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两个方面，信息透明度对两者的影响不尽相同。在控制了内生性后，财务绩效与信息透明度显著的正相关;而信息透明度对市场价值的影响却是非线性的，本文首次发现了市场价值呈现为先降后升的“微笑”曲线效应。本文的研究支持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假设，并且从侧面验证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水平不高。

本文以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5－2007年有关数据为样本，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及高层管理团队（TMT）成员股权激励与绩效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二者的激励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及TMT成员的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对TMT的激励效果显著强于对董事会的激励效果，故企业应加大对TMT团队成员的激励，以提高激励效果。研究结果还显示，董事会及TMT股权激励与绩效均存在显著的四次相关关系，同时还求出了对董事会和TMT股权激励的持股比例的拐点，TMT股权激励的拐点19.72%和45.55%，董事会股权激励的拐点25.73%和52.73%。

本文分析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这个结果与“法与金融”文献的理论预期和实证结果相反。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支持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并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法治和金融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更为基本的制度因素。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越高、经营绩效越差。这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是低效率的。

本文分析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这个结果与“法与金融”文献的理论预期和实证结果相反。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支持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并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法治和金融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更为基本的制度因素。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越高、经营绩效越差。这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是低效率的。

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重组的长期(3年)绩效进行了实证考察，包括重组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两个方面。研究样本包括重组公司和控制样本，研究方法包括用现金流为主的经营绩效分析和用累计超额收益、Fama-French三因素分析方法考察的市场绩效。研究结论发现从长期经营绩效来看，重组公司没有明显的业绩改善；从市场长期表现来看，这些重组公司也没有超额收益。这些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重组并没有给股东创造真正的价值。本文的研究弥补了国内对重组公司长期绩效研究的空白。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 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Rawski (2001)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错误地将经济规模指标与盈利指标相比较，错误地将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等同于企业经营绩效，无视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 规模快速增长、企业益利水平下降、企业绩效（资本盈利和资本成本之差）提高。我国企业在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持续的增长，主要是得益于资本成本的下降。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在未来，从长计议我国应该培育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模式相符合的企业和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而在新的激励机制未到位的转轨期间，需要通过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积极引进外资等方式继续开拓廉价的资本的来源，使企业的低盈利的扩张能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