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中国 1995 年至 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详细且深入地研究讨论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两者始终保持高度耦合，说明中国在各时点金融结构是适合当时产业发展需要的，且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勉强协调到优质协调的演进变化过程。第二，一个地区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耦合匹配、彼此协同发展的协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且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二者协调演进水平的提升能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边际影响。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金融结构—产业结构”协调演进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更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水平提高，其次是促进规模效率提升，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第四，当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适应水平较低时，金融结构提升会明显抑制经济绩效和产业升级，而当协调演进水平高于门限值时，金融结构提升则表现出对二者的有利作用。另外，金融结构提升会对金融风险管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资本跨区域自由流动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以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但区域间的非正式制度障碍长期存在。本文借助异地并购这一典型的资本跨区域流动形式,并利用CESS省际双边信任调查数据,研究了省际双边信任对资本跨区域流动及其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收购方所在地对目标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和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均能显著提高地区间并购频率及规模,但仅当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时,企业异地并购的长短期绩效才越好。结果表明,不同方向的省际双边信任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绩效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信任程度越高,收购方在并购中的交易成本越低,体现在聘请中介机构的需求越小、完成并购交易的时间越短、支付的溢价率越低、并购后的管理费用越少。并且,目标方所在地对收购方所在地的信任程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加显著。最后还发现,与低相互信任模式相比,高相互信任模式地区间的并购频率和规模更大,并购绩效也更好。本文基于中国省际双边信任存在不对称的特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丰富了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相关研究。

商业银行开展普惠金融服务到底是出于声誉还是绩效考虑？本文在理论论证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负向激励与信息化普惠金融改进银行绩效的机制基础上，以某大型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县域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与网点扩张型普惠金融模式相比，信息化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成长性，实现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进而提出商业银行信息化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

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风投在企业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风投股东时，企业异地并购绩效更好，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异地风投为国有背景、经验更为丰富、持股比例较低、独立风投时，咨询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优势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异地风投发挥咨询功能的重要潜在机制。同时，异地风投的咨询作用还会影响主并公司的并购决策，表现在具有异地风投背景的企业进行异地并购的可能性更低、聘请财务顾问与律师顾问的可能性更高、进行重大交易事件的可能性更高、使用股票支付的可能性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发挥咨询作用时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参与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活动，有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与主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目标公司对主并公司价值的认可程度。本文揭示了异地风投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的咨询功能，首次为风险投资的咨询功能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支持，同时说明了异地风投在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

本文基于权力制约与冲突的视角，探究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差距对公司绩效波 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上市公司任职网络中CEO和董事长的“接近中心度”来衡量他们各自的权力，发现公司绩效波动与CEO和董事长之间的权力差距呈U型关系。首先，当CEO或董事长中一方的权力过大时，两者之间因缺乏有效的制约会导致公司绩效出现大的波动；其次，当CEO和董事长的权力充分接近时，双方既有可能因有效制约而提升公司绩效，也有可能会由于高层内斗而损害公司绩效。本文进一步用CEO和董事长的离任率及公司违规行为验证了权力制约与冲突的逻辑机制。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 2009-2018 年沪深两市 A 股非金融上 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僵尸企业复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 僵尸企业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在考虑了内生性等问题后，结论依旧稳健;创新绩效在这一关系中发挥了 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加了企业创新绩效，进而提高了治愈僵尸企业的概率。进一步地 分析表明，上述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表现出异质性，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 敏感性对僵尸企业的治疗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的结果为从公司内部治理角度处置僵尸企业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依据。

公司在创新策略上面临着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技术并购的抉择问题。并 购方企业的自主研发受到知识瓶颈及技术资源限制，技术并购作为外部技术的获 取手段具有技术更迭风险低而成本高的特点。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并购数据 实证研究显示:公司通过技术并购或自主研发均能提升公司的创新绩效。并购方 的创新效率有利于并购的绩效提升。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并购方在加大自身创 新效率的调节机制下，产生创新的虹吸作用，分别在短期内抵减自主研发、长期 内降低技术并购对并购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在考虑并购双方技术重叠条件下， 技术重叠虽然短期内产生技术协同效应，激励并购方自主研发创新绩效;但是技 术重叠长期情况下的知识同质性降低创新绩效;在技术重叠调节作用下，创新效 率的交互作用抵减自主研发的创新效应。因此企业在通过技术并购谋求创新突破 时，更应关注自身的创新效率和双方的技术差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