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七变量VAR模型对我国银行信贷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股票价格的上涨会导致银行信贷的扩张，但银行信贷的扩张不是股票价格上涨的原因。基于此，本文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在调控银行信贷规模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应该通过增加股票供给、丰富投资产品、打击内幕交易、控制热钱流入、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严格监管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等措施防止股市泡沫的扩大，降低市场对股价升幅的预期，由此既可以防止股市泡沫化，又可以达到调控信贷规模之功效。

自Campbell 和Beranek（1955）以来，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典难题。半个世纪中，税收效应假说和短期交易假说在解释除息日股价行为方面各有建树，但也均遭到经验数据的不支持。中国既发行A 股也发行B 股的86 家公司，在税收上存在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变动为求解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除息日股价行为不能用短期交易假说解释，股票市场除息日股价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股息税与资本利得税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利用上市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现象，本文结合高频分笔数据来研究公司股价被“拆低”以后，公司股票是否在流动性、投资者参与方面有所变化？并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到公司在转增股本时的决策。结果发现，公司股价“拆低”以后，其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得到显著提升，而且也显著地增加了公司的投资者参与度；而那些未发生股价“拆低”的配对样本在事件前后，流动性与投资者参与度并未发生明显差异。最后，基于序数Logit 模型的结果显示，公司在转增时并未将高频数据测度的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参与度放在重要的位置。

本文首先分析了股权分置对中国股市股价的扭曲作用及如何对之进行校正,其次通过对中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结构的分析，证实了股票供需在发展中股市的重要性，这不同于金融理论中股票供需不重要的结论。研究表明，股票供需的重要性（内生因素）和股权分置（外部条件）造就了流通股的溢价。

一直以来政府通过调节印花税税率来表达对股市太高或是太低的担心，总是在市场非理性时给予警示挤压泡沫，在市场极度受伤时给予安慰。好比人极度兴奋时的一盆冷水或是极度伤痛时的一片止痛药，冷水或是止痛药有效缓解了亢奋伤痛，启到了一定的缓和目的，却没有改变流动性不足与投机过剩的状况，治标不治本。 创建流动性偏好的印花税税制不但能够有效减小流动性风险，同时也将通过改变投机的成本防止投机过剩。具体的建议是：无论买或卖，只要挂单出来等待被动成交的征收给予-1‰的印花税奖励，对于扫单主动成交的征收3‰的印花税。这样就会激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挂单交易，创造流动性；同时增加了有控制股价目的的参与者的对敲股票洗筹的成本。通过挂单在-3‰—1‰，扫单3‰—10‰范围调整，将会寻找到合理平衡点。 此举功在千秋，切勿创造出巨大的泡泡等待经济衰退时期的后来人承受，肥了这个世纪的投机者。

本文发现在解禁前120天至解禁后20天，股改限售股平均存在-13%的累积异常收益，并且价格下跌主要发生在解禁日前40天左右。实证结果支持我们提出的信息发现假说。假说认为股改限售协议是缓解道德风险问题的一种机制，在禁售期内，流通股股东如果发现公司价值低于预期或者非流通股股东的不当行为，他们会选择在解禁前出售股票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导致股价在解禁前下跌。回归分析证明，透明度高的股票价格下跌较小，并且公司基本面的改善与解禁前后收益正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解禁股的异常收益反映了公司基本面的时序变化和个股差异，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提供了支持。

中国经济、物价、资产价格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流动性过剩被学术界认为是一大成因。本文以开放经济的视野，通过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运用国际比较界定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定量分析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流动性过剩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发现，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GDP和物价来传递。中国经济表现出与国际流动性过剩绝缘的特征，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国际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没有产生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应，它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影响甚微，对中国的货币数量、物价和股价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本文运用博弈均衡定价模型，逐步加入转股权、赎回权、回售权和特别向下修正条款，对中国可转债设计条款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分析回售权时，运用“博弈的均衡点理论” 揭示了导致“华菱转债回售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可转债条款设计上的缺陷，即回售条款导致的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在分析特别向下修正权时指出，在有效市场中，如果投资者选择最优的转股、回售和持有策略，而发行者选择最优的赎回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策略，那么回售权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权将会相互抵消，最初的那种希望通过这两个条款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从而获得发行上的便利的设想将化为乌有。因此建议在可转债条款设计中：要么修改回售条款的设计降低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同时取消特别向下修正条款，防止两个条款相互抵消，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要么两个条款都取消，以简化可转债的复杂性，增加其在投资者中的普及程度。

本文对已知股价收益的特征函数条件下分别采用数值积分法和快速傅立叶变换计算期权价格，并与Black-Scholes公式进行比较。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应用不同类型的Levy过程模拟股票价格并不能够显著改善权证理论价格的计算精度。也许利用BS公式计算权证理论价格，确实是快速近似估算权证理论价格的有效办法。导致权证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差异的部分原因，不能够归结于我们模拟股票价格变化过程的精度不高。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