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收集中国询价制度参与各方的估值、报价和申购量等一手资料，对 2009 年 实施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后的中国询价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详细地分析了承销商和询 价机构的行为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参与询价的机构家数与承销商所给的初始报价折扣具有 显著关系，真实折扣能带来询价机构报价的正回馈， 虚假折扣则会导致询价机构报价负回馈， 说明询价机构能有效辨别真假折扣， 具有发现新股价值的能力。 此外， 总体而言询价机构并 不会盲目的报高价，而是给出一个显著低于解禁日收盘价的报价，期望以此来获取新股一二 级市场价差。 对承销商行为的研究发现，监管层对网下新股配售总量限制过低的条款， 为承 销商利用询价机构的噪音高报价作为新股发行定价依据提供了便利， 使得新股的最终定价显 著高于询价机构报价的总体水平， 而承销商声誉能对这种新股定价的拔高行为具有一定约束 力。针对不同类别的询价机构的研究发现自主推荐询价机构的报价并不具有很高的精确度， 但是其对最终定价具有显著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加深，资本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关系愈加紧密。本文首次从投资者异质性和外汇干预的角度建立理论模型探讨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动态关系，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具有是时变性，且投资者异质性是导致时变性的重要因素。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用SV-TVP-SVAR模型，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股价之间的时变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显著地时变性；汇率变动与股价波动之间不一定存在汇率升值——股价上涨的同期关系，但对于我国而言，2009年之前存在人民币升值——股价上涨的联动效应，但2009年之后却出现人民币升值——股价下跌的联动效应。

基于双重差分(DID)模型，本文研究了我国融资融券试点对股票定价效率和收益率分 布的影响，发现其仅在少数指标上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体上效果仍然相当有限，为现有文献争 议和后续政策完善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具体来说，融资融券试点一年内：（1）对定价效率的 改善仍然较弱，标的股票价格负面信息含量和对市场向下波动的调整速度变化均不明显；（2） 能够显著减少股价暴跌概率，对抑制暴涨却几乎没有影响，最终只起到了“单向缓冲器”作用； （3）仅能显著降低含H 股、高市值、低换手率和低市盈率股票的偏度，对改善收益率的尖峰 现象则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结合市场实际运行情况，本文认为融资融券这一机制创新没有完全 发挥功能的主要原因在于诸多交易限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考察了机构持股、流动性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信息效率的影响。基于三种 不同的信息效率测度，我们发现，机构持股比例的增加以及流动性水平的提高均会促进信 息效率。进一步，通过引入机构持股与流动性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中国证券市场一个有 趣的现象：随着流动性水平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信息 效率。这可能是因为伴随着高的交易量，机构投资者利用私有信息增持股份的信息被更多 的投资者获取并加以模仿，导致股价有偏（如羊群行为）且所承载的私有信息减少，从而 减弱了信息效率。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一直忽视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研究。本文利用 Coughenour & Saad(2004)两步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非自愿性交易行 为与系统流动性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个投资者群体的开放式基金，其非自 愿性交易行为是导致我国股市系统流动性变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的角度 丰富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解释。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金融市场中具有类似特征的金融资产（例如小市值公司，价值型公司）的收益存在共同的变动因子。本文建立了基于分类投资、区域偏好、信息传播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可实证分析的备检假设，区分了经典与非经典的资产价格联动理论。通过对沪深300指数调整成分股与股指期货上市交易两个事件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沪深300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指数的年份，新调入（调出）指数的股票与指数的关联程度增大（减少），与非成分股的关联程度下降（上升）；指数成分股与指数的联动性在股指期货上市后呈现收敛的趋势，股指期货上市前与指数联动性高（低）的股票在股指期货上市后与指数的联动性下降（上升）。这一系列证据表明，非经典理论对中国股市的股价关联变动有重要的影响。

长期以来国内研究者一直忽视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研究。本文利用Coughenour & Saad(2004)两步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非自愿性交易行为与系统流动性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作为一个投资者群体的开放式基金，其非自愿性交易行为是导致我国股市系统流动性变动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新的角度丰富了对我国股市中系统流动性变动来源的解释。

摘要：金融风险可分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股票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得到分散，而系统风险需要股指期货进行对冲，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股指期货对股票组合进行套期保值，但是对系统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同时也抹杀了获取收益的机会；另外一种方法是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将股票资产构造成类似于看涨期权的结构，即当股价下降时，可以将损失限定在某个水平上；而当股价上涨时，可能的盈利空间不受限制。由于股指期货的卖空机制、保证金交易、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好特性，把股指期货应用于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能够有效提高保本效果。CPPI策略是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中一类操作简单有效的方法，本文把沪深300股指期货应用于CPPI策略中。根据策略原理，使用MATLAB程序，得到了基于股指期货的CPPI策略比基于股票组合的CPPI策略能够有效规避系统风险、同时获还能获取更高的收益、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根据模拟，得到了多头市场、盘整市场、空头市场三种市场走势下所采取的最优的CPPI策略和最优的CPPI参数选择，并对未来市场策略进行模拟。

本文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股票期权行权定价基准日前后的信息披露行为。基于对法规规定的行权定价基准日前后股价表现的分析发现，公司股价在定价基准日前后呈现“先抑后扬”的趋势。并且，定价基准日前上市公司披露坏消息的频率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还发现，期权定价方法与总经理获得的期权比例对定价基准日前后公司的股价与信息披露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当行权价格依据区间均值定价或公司高管获授的期权比例较高时，定价基准日前公司股价有更低的异常收益，且在公司高管获授的期权比例较高时定价基准日前对坏消息披露频率的增加程度也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会在行权定价基准日前后择机地进行信息披露，以提高期权价值、降低行权成本。本文进一步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存在与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受到法规中期权定价方法的驱动，会有新的代理成本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