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计量方法研究了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股市与汇市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股市上扬的单向Granger原因。最后，本文利用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理论对这些实证结果作了进一步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运用MF-DFA方法对上证指数日收益率序列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具有的多重分形特性是由长程相关性和胖尾概率分布共同引起的；进一步地，为了能够定量量度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采用滑动时间窗的思路，研究了随时间变化的MF-DFA三维变化结果，发现在股价发生大幅波动的情况下，相应时段内的广义Hurst指数值具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规律，由此提出了基于广义Hurst指数值的风险度量指标；最后，将该指标应用于涨停板制度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市场价格波动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实行涨停板制度还是实行股权分置改革，均对平抑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稳定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证实了该指标的有效性。

“股价同步性”（亦称股价“同涨同跌”，一般用R2度量）是世界各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近年来财务学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本文收集1994-2004年中国股市的相关数据，构建不同交易策略，对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与R2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检验，以此考察“信息效率观”和“定价无效观”两种不同观点在解释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1）我国股市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短期“惯性”现象，而存在显著的长期“反转”现象，并且反转效应随着R2的上升而逐渐减弱，两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与“信息效率观”不符；（2）经市场模型和三因素模型调整后的反转收益与R2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并且时间序列回归分析结果也表明，反转收益与股价同步性显著负相关；（3）在牛市阶段和熊市阶段存在较显著的短期“反转”现象，并且不同市场态势下短期反转效应与R2大小的关系不同，两者在牛市阶段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熊市阶段则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不同市场态势下R2代表的经济含义不同。总之，本文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信息效率观”对股价同步性生成机理的解释。

本文利用小波分析在时频分析的特点和多分辨的特性，对表征我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的利率、汇率，股价、CPI和房地产投资指数等金融变量在db4小波函数下进行解构，重点分析了第3、4、5层高频序列之间的关联关系，分别对其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和相关性检验，从短、中、长期波动三个尺度对金融市场间的分割和联动关系做了有益探讨，发现我国金融市场的联动的长短期效应存在非一致性，表现为短期关联不强，中长期联动效应则极为显著。并揭示了我国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在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的同时也蕴含着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

由于货币供应量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宏观层面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本文从长期与短期角度，分别选取1990-2007年、1996年1月-2008年6月、2001年7月-2005年4月以及2005年4月~2008年6月四个时间段重点考察，实证结果发现，我国股市存在长期流动性效应，股价与货币供应量变动有正的相关关系。短期流动性效应受制度性因素等影响表现比较复杂。本文进一步选择可反映流动性的外汇储备、储蓄存款和存款准备金率指标与我国股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短期看，我国股市受这些变量影响，存在流动性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限售股的上市流通带来负的股价效应；样本公司的特征及股票的交易特性显著影响股价效应；在累积超额收益率为正的样本中，累积超额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负相关，与区间日均股票换手率、股票每股收益正相关；在累积超额收益率为负的样本中，累积超额收益率与IPO到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时间、账面市值比、区间日均成交量负相关。

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指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参数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讨论了跳跃及一般几何Levy过程的性质，推导了最常见的跳跃-扩散模型的矩条件，并据此估计出了模型参数；此外分别通过Monte-Carlo模拟和Laplace逆变换得到了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并分析了跳跃过程对其的影响。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上证综指确实存在跳跃，而且跳跃次数相当可观；引入了跳跃的几何Levy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尖峰厚尾”现象，但对收益率分布特征的捕捉仍然有待改进；而且该模型在短期高估了跳跃的发生，在长期内又会低估。

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合指数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非参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采用了基于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2004b，2006a）的方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检验证明了跳跃的存在；进而剥离出了股价行为中的跳跃成分，对跳跃产生的时刻、幅度以及分布特征做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几个跳跃个例产生的原因，以及对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进行了几何Levy过程建模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一、在我们的样本中，跳跃发生的天数占到了7-17%，跳跃过程的方差贡献则为30%左右；二、跳跃幅度是非对称分布的，且有集聚现象；跳跃发生的频率也跟股市所处的阶段有关，与熊市相比，牛市中跳跃发生的次数较多，并且大多是正向的；三、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无论是从其统计特征，还是从建模估计角度来看，都接近于正态分布；四、虽然有些跳跃我们可以找出其触发事件，但一般来说，跳跃产生的原因并不明朗，因而需要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本文通过事件分析法，以2007年沪深两市预案公告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增发新股引起的是正的超额收益率，对定向增发而言，这一结论尤为显著。此外，对于公开发行信息的影响在公告日前就已经明显表露，对于定向增发，信息似乎泄露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