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金融稳定是目前中央“六个稳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系统性金融风险关乎经济发展。本文手工整理了 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Ensemble ML） 技术测算中国 5 家国有商业银行、12 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及 10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各年度平均有 25%以上的急速增长，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 10.3%；SRISK 份额最高的 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 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总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降低 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下降 0.2%，系统性风险出现的概率下降 0.84%，上一年度出现风险的银行该年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下降 0.5%，支持了“降杠杆”政策，且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降杠杆的效果更显著；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但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最后利用国家层面和省际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风险，发现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的确存在显著影响。

构建商业银行竞争力指数对中国14个代表性上市商业银行8年的竞争力水平进行测度和比较，发现加入WTO后，各个银行在2002-2006年间的综合业绩增长缓慢。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其竞争力有所提升，但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还有一定差距；选取面板数据进行逐步回归检验，发现流动性能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能力、资本充足度等传统因素对银行竞争力影响显著，而高级要素科技创新、业务结构等对银行竞争力的恭献度不大。

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金融互联网化趋势已愈演愈烈。与过去相比，传统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正变得更加动态化、更加难以预测。因此，银行加强自身战略研判能力，对适应银行业竞争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研究部门的演变历程，并选取了18家城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的职能定位、人员构成以及组织模式变迁等方面的情况，最终指出了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部门组织模式的发展路径。

　　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水平不断提高，治理结构不断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框架，具体体现在治理中的政府过度干预、党组织的监督职能、传统文化对治理的深刻影响、独特的内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然而，其还存在包括国有股份“一股独大”、内部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治理模式有待改进、缺乏法治环境和治理文化、外部治理环境与内部治理难以匹配等问题；今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改进还有赖于逐步改革股权结构、完善内部监控制度、转变治理模式、发展外部市场要素、加强法治建设和培育治理文化等重要途径。

2001年“入世”以来，通过股份制改革等措施，我国商业银行取得了快速发展。与 此同时，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商业银行的海外并购为我国 企业“走出去”树立了积极的榜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我国融入全球化、提 升国家竞争力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如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依然 面临着受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的限制较大、风险评估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人才 的短缺和国内法规和体制难以与国际对接等问题。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著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指出：“社会不平等很明确地与地位相连，也许最好可定义为社会流动性的极端缺乏与对自由竞争的可能性的严重妨碍”，“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一个国家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计划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建立符合穷人需求的金融创新机制以及实现穷人在资金获得上的平等地位可以缓解乃至根除贫困问题，本文阐述了穷人可以通过出售自身收入权以获得资金进行自我发展从而摆脱贫困现状的金融机制以及建立收入权交易市场构想。

山东各城商行之间实力相当的格局，使得山东城商行采取了一条不同于徽商行的吸收合并制和浙商行的参股、控股制，而借鉴德国储蓄银行的模式，组建了一个为各家成员行提供专门服务的、不具有管理职能的城商行联盟，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形成了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一级总行制、农村信用社的多级法人制和山东城商行的联盟制三种制度模式，使得全国银行业制度层面的竞争成为了可能。

本文运用DEA 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估计,并利用计量方法对影响银行效率的若干因素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银行的盈利能力与效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代理成本的减少有利于提高效率，部分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出现规模报酬递减，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是否趋于硬化，是衡量银行制度改革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通过考察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上市公司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研究了我国银行制度的变迁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影响。本文发现，从总体上看，1999~2007年间仍然存在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反而从银行获得了更多新增贷款的现象，但是偿债能力很低或者亏损的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新增贷款的情况在此期间不断减少，尤其是在2003年后出现大幅下降。这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中仍然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但是我国政府对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是2003年以来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对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本文的研究揭示出，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不仅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还在于深化银行业的改革。

　内容提要　东欧国家银行改革的经验表明,外资银行进入能普遍提高东道国银行业的效率。但是,外资银行发挥积极作用亦取决于一定条件: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银行业规模及发育程度、监管水平、银行业的改革路径和引资方式。本文在综述东欧国家银行业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7个命题,并用中国24家银行1999～2006年间的数据构建模型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短期内外资银行进入会导致东道国银行业利润水平下降、风险管理水平上升,在中国的背景下可以认定这是外资银行积极作用的发挥;外资银行机构数量的增加和持股比重的上升都能刺激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改进,但是外资银行持股比重的影响更具普遍性;不同类型银行对外资银行进入的反应存在差异,国有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迟钝,而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反应比较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