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风险可分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股票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得到分散，而系统风险需要股指期货进行对冲，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用股指期货对股票组合进行套期保值，但是对系统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同时也抹杀了获取收益的机会；另外一种方法是投资组合保险策略，将股票资产构造成类似于看涨期权的结构，即当股价下降时，可以将损失限定在某个水平上；而当股价上涨时，可能的盈利空间不受限制。由于股指期货的卖空机制、保证金交易、交易成本低、流动性好特性，把股指期货应用于投资组合保险策略能够有效提高保本效果。CPPI策略是投资组合保险策略中一类操作简单有效的方法，本文把沪深300股指期货应用于CPPI策略中。根据策略原理，使用MATLAB程序，得到了基于股指期货的CPPI策略比基于股票组合的CPPI策略能够有效规避系统风险、同时获还能获取更高的收益、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根据模拟，得到了多头市场、盘整市场、空头市场三种市场走势下所采取的最优的CPPI策略和最优的CPPI参数选择，并对未来市场策略进行模拟。

投资者是否根据企业好坏进行投资决策呢？通过构建投资决策指标，我们建立了投资决策和企业优劣的关联模型，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利用2001年到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面板数据估计，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决策受到企业收益优劣和市场风险的影响，但并不关心企业经营风险和价格是否被低估，小公司效应在文中没有得到支持。

我国基金业绩的“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现象引人关注。本文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年6月～2008年3月的16个季度数据，采用不同的计量模型分别检验了造成我国基金业绩“此好彼坏”和“同涨同跌”的原因，发现：(1)基金业绩在时间序列上变动主要由战略性资产配置决定，战术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更换对其的解释力很低，所以基金业绩表现为“此好彼坏”；(2)基金业绩在横截面上的差异主要由基金经理特征不同带来，战略性和战术性资产配置的贡献程度不高，这带来了基金业绩的“同涨同跌”。

基于我国61家股票型基金2004-06~2008-03的16个季度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 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建模,研究了政策性资产配置和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的贡献。主要发现有:①政策性资 产配置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基金资产配置能力提高1%,约能提高基金 业绩0.8%;②基金经理的学历、年龄、从业时间和从业背景对基金业绩的贡献显著,但贡献度不大;③基金 业绩存在可能的“反转”现象,反转周期估计半年。

运用EGARCH模型首先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上10大基金重仓股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然后又运用EGARCH模型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10只随机选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股票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发现前者的套期保值效果并不很理想，后者的效果更差。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实用的套期保值工具，应该借鉴海外市场的经验，在我国推出中小市值股票指数期货和其它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最后对政策构想中的“中小板综合指数期货”的套期保值效应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证明这种政策构想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运用EGARCH模型首先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股票现货市场上10大基金重仓股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然后又运用EGARCH模型考察了沪深300指数期货与10只随机选取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股票之间进行套期保值的效果。发现前者的套期保值效果并不很理想，后者的效果更差。为了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实用的套期保值工具，应该借鉴海外市场的经验，在我国推出中小市值股票指数期货和其它行业股票指数期货。最后对政策构想中的“中小板综合指数期货”的套期保值效应进行了模拟实证检验，证明这种政策构想是值得付诸实践的。

新兴市场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股票市场的开发往往是其开放之路上的最后一道闸门。本文基于新兴市场的经验事实，从宏、微观层面系统阐述了股票市场开放后外资股东对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稳定所形成的各种正、负影响机制。现有研究发现外资股东对波动率的正负影响机制的还受到诸如监管水平、本土金融机构竞争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法制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现有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要注重保护好外资股东与其持股比例相称的股东权利，这样有助于在股票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中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

股票市场的开放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新兴经济体的历次金融危机均引发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国际资本流动是否是重要影响因子的讨论。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1999-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月度面板数据，从微观层面讨论外资股东对所持股上市公司股票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有H股、B股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正向影响，而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对所在公司股票波动率具有负向影响。研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有不可交易股份的外资股东因为各种因素在发挥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严重抑制，同时其股份的高难度退出机制使得其则较为容易在二级市场形成冲击，从而提高股票波动率，而持有流通股的外资股东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本文结合最近的实证文献所描述的市场表现，脱离本领域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研究，以投资者交易行为作为中间环节，对资产价格波动非对称性这个经典问题进行新的阐释。本文从交易者个体自适应角度出发，借鉴Hommes等人的思想，在经典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上进行简单的修改，找到了造成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新的因素——投资者策略转换倾向的时变性。本文通过新兴的计算实验方法进行建模，实验，最后通过E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证明本文找到的因素显著地影响资产价格波动不对称性。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两种重要的资本形式，资本市场的出现搭建了产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联系的桥梁。本文选取举牌作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一种典型案例，分析得 出在股票价值被极度低估的时候，渗透成本较低，产业资本会通过举牌渗入金融资本，产业 资本倾向选择同行业、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企业作为被举牌公司，产业资本渗透金融资本的 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实现该行业的扩张，同时获得本属于金融资本的资本市场 的超额收益。在渗透之后，产业资本对被举牌企业实施经营管理，提高了被举牌企业的经营 效率，实现了产业调整，证明了金融能够有效的支持产业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