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季末橱窗粉饰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2003 年 到2011 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净值数据，我们发现我国基金市场存在显著的季末 橱窗粉饰现象，且基金经理学历、工作经验、任职时间、基金历史业绩以及赎回 压力这些因素对窗饰程度影响显著。对基金重仓股的检验则发现，股票的基金持 股比例越高，季末橱窗粉饰程度越大。这些发现支持了我国基金管理者因为自身 动机而操纵季末所持股票价格的理论，为监管层规范机构市场行为提供了证据。 根据本文研究建立的套利投资组合还可以获得较稳定的超额回报，为投资者交易 提供参考。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广大普通居民家庭的财富得以快速积累，使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参与到股票和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中，此背景之下在如何通过合理的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的保值与增值就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通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和投资策略会因其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年份而不尽相同，而广大普通家庭投资组合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年龄效应和时间效应汇聚所产生的合力，更会对整个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影响。以家庭股票市场的参与选择作为研究视角，本文选用2005-2007年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3870个家庭样本，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两种指标，分析了生命周期效应和年份效应以怎样的方式影响普通家庭的参与决策。首先，研究发现即使控制了财富积累能力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家庭直接参与市场的选择依旧表现出一定的年龄效应，中国居民家庭股票市场的直接参与率随年龄呈现出“钟形”分布。此外，在数据样本的时间区间家庭参与率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投资组合逐渐从简单变得复杂。

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十分普遍，并成为投资者炒作重要题材。不同于传统的股利分配视角，本文基于投资者货币幻觉与管理层迎合理论，从高送转引起的“填权”效应入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借鉴Baker et al.(2009)方法，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低股价股票偏好程度越高、货币幻觉越严重，上市公司管理层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迎合投资者需求，并且投资者低股价偏好程度越高，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比例越高、送转后的价格越低。进一步结合投资者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高送转预案宣告后个人投资者净买入显著增加，且净买入的增程度加随着送转比例的提高而提高，而相应的机构投资者在送转宣告后净买入显著减少。此外，长期来看高送转后上市公司投资回报下降，说明基于高送转事件的买入是非理性行为。总体来说，上市公司高送转是管理层为了迎合个人投资者因货币幻觉产生的低股价偏好而采取的公司行为。

许多学术研究指出即使是专业且具有信息优势的基金经理人也可能存在不理性的投资 行为，最常被讨论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及较快卖出赢家股票的现象。然而，这些研究皆 着重讨论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是否理性，忽略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可能也存在一样 的问题。如果基金经理人认为目前持有的输家股票未来可能会比赢家股票表现更好，他 们所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只是较慢卖出输家股票，甚至会进一步持续『买进』输家股票。 因此我们推论，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可能是出自于理性：基金经理人拥有私人 信息，理性地相信这些输家股票未来会上涨；基金经理人持续买进输家股票也可能是出 自于非理性，即受到强化承诺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的影响。 所谓强化承诺系指管理当局面对一个已经遭逢损失的投资项目时，不但不会撤出资金， 反而会持续投注人力、时间以及金钱等资源。本文运用强化承诺的概念分析基金经理人 的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具有强化承诺的基金经理人的买进决策如何影响基 金绩效。过去学术文献多集中在于基金经理人的卖出决策，本文的研究可补足这方面的 文献缺口。 本文参考 Odean (1998) 以及Odean, Strahilevitz and Baber (2004) 衡量处分效果的方法， 衡量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藉以分析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对基金绩效的影 响。本文并进一步将基金整体净值绩效区分为股票资产绩效、非股票资产绩效。我们以 Daniel, Grinblatt, Titman, and Wermers (DGTW, 1997) 的方法衡量基金股票资产绩效。采 用此方法的理由有三，第一，可以检验共同基金的择股能力、择时能力及经理人持股的 平均风格对基金绩效的影响，第二，DGTW 检验基金绩效是根据基金持股变动量，本 研究是根据共同基金的持股变动量来计算的基金经理人强化承诺的倾向，两者衡量的基 础一致。第三，DGTW 的方法衡量基金经理人的能力可以避免交易成本与管理费用的 干扰。 本研究的初步结论如下。一，有强化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的整体净值绩效低于没有强化 承诺现象的共同基金。二、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的择股与择时能力虽然较差，但是股 票资产绩效反而较佳，这是因为经理人持股平均风格对绩效有较大且正面的影响。三、 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使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较无效率；没有强化承诺的共同基金虽然 在股票资产的部份绩效较差，但是由于在非股票资产的操作上较有效率，因此有较高的 基金净值绩效。

媒体报道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已经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可，通过影响投资者关注程度影响其投资行为是一个可能的机制，但是注意力效应的难以分离和注意力的难以量化是相关研究的重要障碍。本文通过一个证券市场实验对投资者关注程度进行了定量测量，进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投资者关注和后续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媒体报道的数量与投资者关注程度显著正相关，从交易行为上来看，媒体报道更多也即投资者关注度更高的股票获得了更多的交易资金、其成交量也显著高于关注度低的股票，说明媒体报道作为注意力配置机制确实影响着投资者的行为。

金融市场中具有类似特征的金融资产（例如小市值公司，价值型公司）的收益存在共同的变动因子。本文建立了基于分类投资、区域偏好、信息传播的理论模型，推导出可实证分析的备检假设，区分了经典与非经典的资产价格联动理论。通过对沪深300指数调整成分股与股指期货上市交易两个事件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沪深300逐渐成为市场主流指数的年份，新调入（调出）指数的股票与指数的关联程度增大（减少），与非成分股的关联程度下降（上升）；指数成分股与指数的联动性在股指期货上市后呈现收敛的趋势，股指期货上市前与指数联动性高（低）的股票在股指期货上市后与指数的联动性下降（上升）。这一系列证据表明，非经典理论对中国股市的股价关联变动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投资理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高风险要求高回报，但对国外发达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低风险公司的股票能实现比高风险公司的股票更高的收益，这一现象被称为“信用风险悖论”。为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同一悖论，本文试图用上市公司信用评级作为风险衡量指标，分别使用组合分析法，个股的Fama-MacBeth横截面和面板回归分析，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信用评级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本文发现“信用风险悖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并不存在。这一发现不依赖于经济周期和市场的变化，亦不依赖于模型和方法的选取。另外，信用评级作为除被评级对象和投资者之外的第三方，确实能提供给市场更多信息。

本文建立了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提出了两个新的度量变量，即表示分析家关于公司会计收益的理性预期的修正变量δPepst/Pt-1 以及市场情绪变量URM，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多变量回归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总风险与系统风险不能解释股票非预期收益，和Chambers和Freeman(2005)的结论相反，与非预期收益有关的总风险与系统风险也不能解释股票非预期收益。（2）、当期非预期会计收益期初价格比epst/Pt-1 、表示公司会计收益的理性预期的修正变量δPepst/Pt-1 1. 引言 以及市场情绪变量URM构成的三因素定价模型可以完全解释股票的非预期收益。

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市场正式在深圳成立，创业板市场定位于成长性较好且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股票发行与交易。本文以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12项关键财务指标，利用2009-2011年度公开财务数据，构建评价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性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财务数据披露完整的26家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成长性的公共因子以及各公共因子对成长性的贡献率，最后通过计算得出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表明江苏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发展良好，成长性较强，没有发现上市公司有业绩“变脸”情况发生。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的薪酬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公司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