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研究员利用信息解读与预测能力优势提出投资建议，对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研究员预测准确性较低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求解卖方证券研究员、机构投资者、中小型投资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然后，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中2006年1月至2009年9月共450个股票推荐的典型数据，对推荐评级的准确性进行检验。实证较好地支持了博弈模型结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与自身禀赋正相关；所属的研究部门与投行部门存在利益冲突影响了研究员的独立性。证券公司规模和研究员预测的准确度正相关。市场行情转换显著地影响了证券研究员所推荐股票的准确性。最后是本文的建议：规范并完善融资融券机制；完善证券研究员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并完善与利益冲突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等。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环境和金融管制的约束结果？本文以1998-2009年之间我国非金融企业新增的3053笔债券和银行贷款为研究样本，运用PROBIT计量方法，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方面来分析企业是趋向于选择企业债券还是银行贷款，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券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

本文利用金融市场中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影响公司融资约束的外部冲击研究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研究融资约束对投资影响中融资约束分类标准问题以及Tobin Q的度量误差问题。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数据，本文发现短期融资券的推出缓解了公司融资约束，最终对公司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这种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和经济意义上均是显著的。在使用多种其他方式度量公司投资机会和投资，本文的结论都是稳健的。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公司投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通过金融市场创新改变公司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资产证券化是指金融资产经过资产重组、风险隔离及信用增级等环节，由特设机构据此发行证券，并以相关收益偿付证券的操作程式。由于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精妙结构和独特功能，使之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并且被世界各国日益广泛地应用。台湾也立法推动金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扩展以应对内外挑战，其《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形成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尤其围绕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的立法尝试，应为大陆所借鉴。

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发布公司债、可转债和增发融资公告所产生的宣告效应进行研究，检验融资优序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形式。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会通过“择时”来确定公告日期，具体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融资公告前会产生显著的正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公告后产生显著的负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总体上会产生正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与国外的绝大多数研究不同，在我国可转债融资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要显著的高于增发融资，增发融资的累计平均收益率又显著的高于公司债融资，而且上述的结果均是稳健的，本文认为产生以上结果主要原因是研究区间内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证监会对再融资的严格控制。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是否会更加有效和准确的搜集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市场效率及一般均衡的实现，本文构建了投资者行为和企业优劣关联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针对该问题进行实证研究，首先给出了企业优劣的评价标准，进而给出了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选择行为的度量指标，针对企业融资能力和企业优劣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趋向于不搜集信息，而银行则根据企业优劣进行决策，从时间的演进角度看，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偏好没有明显的变化。

信息披露充分的企业是否会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一直是研究者和企业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首先构建了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模型，并针对股票市场中的企业进行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进而构建信息披露程度和融资行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信息披露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融资能力和融资结果，本文的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投资者和银行都不会因为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充分而产生更多的投资倾向。

本文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 传导机制。根据央行要求的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基准利率、银行间拆借利率和国库 券利率的变化，我们定义 2004、2006和 2007年为我国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本文发现相对 于以前研究中常用的企业规模，在我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是更好的企业融资能力的代理 变量。 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方面受到的冲击更大， 更有可能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并同时减少提供给客户的商业信用，以此作为替 代的融资方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上市公司的应付账款账龄延长，尤其是 非国有企业。本文的研究证据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 产生巨大影响，所以更大程度上选择商业信用替代的融资方式，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 策在我国同样可以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理解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将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们寻找更为切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也将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在货币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

本文利用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作为自然实验研究金融创新引起的公司融资约束变化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从而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微观证据。利用短期融资券作为自然实验，本文解决了在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两者关系中“分配金融资源”的理论观点：金融发展能够更加有效的分配资金资源，减少公司的融资约束，增加公司的业绩，本文提供了这一经济作用机制的实证证据。本文发现当短期融资券成为企业潜在的融资工具后，能够利用这一金融工具的企业在负债能力和投资能力方面有了大幅提高，其经营业绩也得到大幅增长。本文的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创新和金融市场发展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能够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