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当前经济环境下,政府为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而做出的重要举措,因而科学评估留抵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进一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 2013—2021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 2018 年增值税留抵退税试点政策对企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就业规模,该结论在进行动态效应分析、安慰剂检验、排除其他同时期政策影响以及替换模型设定形式四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的就业创造效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流动性约束实现。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高、劳动密集型、税收征管强度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员工占比和员工工资水平,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文章结论为政府部门通过留抵退税政策实现“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以我国逐步推行的股票发行注册制度为研究场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方法，考察资本市场发行制度的完善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效率，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注册制的推行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采用企业TFP不同测算方法、增加行业固定效应和重新筛选数据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注册制的实行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注册制实行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行业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行业竞争度高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了提升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要继续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促进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鼓励企业务实创新。

我国现有关于短债长用研究的文献对于核心变量“短债长用”的度量方法主要来自《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各一篇文章的原创，这两篇文章也因此成为了高被引文章。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所采用的短债长用度量方法都是错误的，不是度量指标存在噪音的问题，而是度量方法存在根本上的逻辑错误。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两篇文章短债长用度量方法的错误，并给出了短债长用度量和分析的初步建议。

金融创新分散风险的行为虽然对提升金融效率有益，但通常也伴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本文改进最新的“去一”法，运用云计算技术和分年度各2000万次蒙特卡洛模拟实验，测算2010-2021年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684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值和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深度理论思考并实证探索银行数字化这一金融创新的伴生关联风险溢价，以及其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源泉。主要结论如下：首先，针对第一个新视角，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科技相关度提高基础资产相关度，从而产生了易被忽视的间接关联风险。这主要是因为中小银行跟随性创新引致了基础资产同质化，大银行则不显著。其次，针对第二个新视角，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具有显著的系统性风险累积效应。这主要由个体风险主导，而总关联风险则显著下降，说明数字化虽然有助于分散风险，但激励了总量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来说，其有利的一面在于拓展了新投融资渠道，降低了同业投资和负债，实现风险分散。除间接关联风险之外，其负向机制在于新投资渠道使得商业银行有能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配置，但是对盈利能力提升作用不明显，导致提升了其风险承担乃至个体风险水平。最后，进一步探索研究表明，大银行通过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效应，使中小银行表现出“太小而无法竞争”的现象，是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主因。具体来说，中小银行在大银行数字化下沉业务的挤压下，导致数字化开拓新业务承担较高风险的同时，盈利效果、融资成本和风控优势均不明显。并且排除了监管约束和数字化门槛效应的替代假说。上述研究拓展了“太关联而不能倒”的理论以及发现了“太小而无法竞争”的典型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关于银行数字化上述两个新视角的理论认识，并且对于推进数字金融的穿透式监管和行为监管，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具有重要政策参考意义。

ESG评级作为ESG相关的研究和决策的数据基础，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之一便是ESG评级分歧，即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家被评级企业给出的ESG评级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以ESG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为例，提出了分析ESG评级分歧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方法的框架。 理论上，本文提出ESG评级分歧会让市场认为企业没有规范透明的披露ESG信息，其真实ESG表现偏离ESG评级所代表的水平的风险更高，市场会对该风险要求一个溢价。在实证上，首先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数据，在控制了ESG评级均值、评级机构数量、以及其他企业特征之后，我们发现ESG评级的标准差上升会导致企业债务成本上升。第二， 我们利用政策冲击解决内生性。香港交易所在2018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ESG披露的规范性，我们用A股企业是否同时在香港上市和是否在2018年以后的交乘项作为ESG评级分歧的工具变量，发现结论仍然成立。第三，在控制代表了评级机构构成的一个交乘类别变量之后，此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仍然存在，且相比基准分析变化很小。这表明本文的发现与评级机构的构成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在于企业自身ESG披露规范性的差异。第四，我们发现企业向市场发出规范披露信号时，该影响变弱。当企业的ESG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或者是符合GRI标准时，评级分歧对债务成本的影响都大为减少。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企业信息披露规范程度越高，该评级分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就越低。因此，企业自身可以通过改善ESG信息披露的规范性和透明程度，来削弱这种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利用政策冲击的分析表明，监管可以加强对ESG信息披露规范程度的强制要求，减少市场对不规范披露带来的ESG实际表现背离评级表现的担忧。 本研究对ESG评级分歧的影响提供了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的框架，为该领域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落地，上市公司股份权责日渐规范，围绕公司股份所出现的权益融资、股权质押等操作日渐频繁，因而股权质押的相关理论研究的意义也愈加重大。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行为金融学中过度自信的相关理论，通过大股东增持后的业绩改善情况衡量过度自信，研究过度自信倾向对大股东股权质押决策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过度自信对于股权质押的选择、股权质押的频率和累计股权质押比率均有正向影响，而过度自信的程度越高，也会越倾向于股权质押，并且质押比率会越高。通过对股权质押样本的平仓风险进行研究，发现大股东的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股权质押中的平仓风险会越大。

国有股权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探讨的热点，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争议。使用2013-2022年的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交叠双重差分估计方法，本文探讨了国有注资所带来的国有股权对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注资能够提高企业的ESG表现，且主要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水平等方式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注资后成为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和面临较大市值压力的企业来说，国有注资对ESG表现的正向影响更大。本研究不仅为有关国有股权与非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双碳目标”的推进提供了启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本文基于2015年我国关于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探究医药领域制度改革对于医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药审改革大幅缩短了创新药的审评时长，显著提升了医药领域的创新质量，同时激励医药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药的研发，探索崭新的技术领域，并提升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更高、市场化程度更高、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更高的企业，药审改革提升医药创新质量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我国医药产业由仿制为主转向自主创新为主以及国产创新药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整理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和 2007-2019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地区企业商业信用供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该效应在非国有、小规模、行业竞争程度低、供应商集中度低、处于货币政策趋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加剧了企业信贷融资约束、企业经营风险和企业税负压力，进而减少了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缩短了企业商业信用的供给期限，并且降低了供给质量。此外，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导致企业商业信用供给被动减少，并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业绩。本研究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研究债务协商风险及其与再融资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信用债定价的影响。通过在策略性债务支付模型中引入再融资风险，本文建立结构化模型推导得出：债务协商风险会提升信用利差；再融资风险对上述关系具有放大作用。实证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一致：债务协商风险（破产清算成本和股东相对于债权人的谈判能力）对信用利差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融资风险能够显著放大债务协商风险对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发现对完善信用债定价理论、健全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处置违约风险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