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3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数据为样本，研究关联交易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对关联交易的制约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关联交易显著地影响到盈余的质量，关联交易比例与盈余持续性负相关；股权制衡对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有显著的遏制作用，股权制衡也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再融资和避亏盈余管理行为。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从而使得动量策 略与反转策略有效。本文研究了深沪两市2001 至2009年的股票，实证结果显示， 在赢者动量投资组合中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现象，而在输者组合中该现象则不明 显；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赢者动量投资组合能取得优于大盘指数的业绩； 同时，两市中反转策略仅存在于某些输者组合中，且不明显。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们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却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不相称。银行为了规避信贷风险，通常提供担保贷款，而中小企业规模小，符合银行信贷担保的 不动产少，动产却相对比较多。如果创新担保品，采用动产做担保品实现中小企业直接信贷，就能够 为中小企业因缺乏不动产贷不到款的问题找到一条途径。论文从分析银行中小企业信贷发展的现状和 银行中小企业信贷存在的问题入手，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剖析了我国担保品 不足的原因，借鉴国外对担保品的规定，提出了创新我国信贷担保品，采用动产进行担保的对策建议。

作为一种法律外的制度，媒体关注是否具有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当前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选择2004-200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聚焦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问题，系统性分析了媒体关注和盈余操纵以及应计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媒体关注和管理层盈余操纵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媒体关注的提高有助于抑制管理层主观的盈余操纵行为；（2）通过“Mishkin检验”发现我国A股市场整体上存在着应计误定价的现象，并且这种应计误定价主要是由于操纵性应计的误定价所引起的，表明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行为是应计误定价的重要成因；（3）通过多种方法联合检验发现媒体关注与应计误定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媒体关注的提高能够有效的提高市场对会计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降低应计的误定价。总体来看，就会计信息的披露而言，媒体关注具有深度治理效应，其作用机制是：媒体关注有效地抑制了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并最终提升了市场对盈余构成信息的定价效率，降低了应计的误定价。

随着紧缩性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不断出台，我国商业银行的货 币信贷投放行为受到抑制。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转而加强与信托公司合作，规 避信贷规模管理。本文在分析近期信贷规模规避典型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其对货 币政策调控的具体影响和未来挑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认为，应强化对货币信贷 的统计分析，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密切关注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充分考 虑微观主体对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出科学的宏观调控 政策。

文章从我国当前银行体系制度约束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面板门限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下，我国银行个体特征决定贷款行为差异性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在以资产主导型的盈利模式，较为宽松的资本金补充机制和完善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制度的约束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高，可能会面临较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并且贷款下降幅度较大。反之，如果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比率越低，就会面临较低的外部融资成本，而贷款下降幅度较小。这也就意味着，由银行个体特征所引致的贷款行为差异性，有可能会弱化货币当局通过银行贷款渠道传导紧缩性政策意图的力度。

：本文同时采用了连续时间理论模型和动态实证模型对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机制进行了 研究。理论模型的结果表明银行的盈利能力、银行资产的成长性以及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波动率与银行的资 本结构存在相关关系。而在动态实证模型中，相比于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动态模型展现了更强的解释能 力，这验证了中国上市银行的资本结构服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动态模型的实证结果发现上市银行的资 本结构随着外部环境和银行内部经营状况和公司治理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同时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资本 市场的不完善等因素都会对上市银行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新一轮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绝大多数来自银行资金的支持。短期内商业银行面临增资扩 股的需要。如何从股权结构的安排上来促进其治理优化，从而防范其冒险行为产生显得更为 重要。我们利用沪深两市上市的 14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商业银行冒险行为的内 在动力机制与治理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股权越集中，银行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 当控股股东的终极控制权大于其在分红当中现金流权时，银行倾向于更大的冒险行为。而且 银行的冒险行为倾向于推高不良贷款率。因此， 如何在银行业的变革中关注股权结构的安排， 特别是股东的终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有助于进一步防范商业银行的风险。

本文构建了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行为模型，对大股东行为转变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运用大股东与其控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转变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发生关联交易的上市公司交易前具有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较低的市盈率，交易后业绩显著提升。与股改前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相比，股改后的关联交易并非为获取再融资资格，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明显下降。股改后关联交易规模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与交易前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市盈率负相关，表明股价收益成为影响大股东行为的重要变量。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公司绩效与关联交易规模、交易前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因此，实证结果验证了我们的模型：全流通下大股东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转变，即从股改前的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转变为股改后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在非线性框架下研究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公司治理与掏空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与掏空行为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当控制人为政府时尤为明显，而现金流权无法抑制掏空行为；管理层薪酬的增加及政府干预的减少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对掏空行为没有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不同水平下控制权和现金流的影响，发现在绝对控制权水平下，控制权的掏空效应尤为明显；高现金流权可以有效抑制掏空，而低现金流权不具有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加深了对控股股东持股、掏空与公司治理的认识，对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