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转保已成为保险市场上一种普遍的现象，由于信息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保单持 有人进行寿险转保交易必须通过保险代理人，而保险代理人和保单持有人的行为目的不一致，导致诱导转保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建立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后发现目前的代理人佣金支付制度鼓励代理人诱导转保，而引入奖惩机制则能对代理人形成激励，本文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考察不同制度设计对代理人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初步的制度设计构想，从而为监管机构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思路。

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俱乐部规则的约束，以及政府基于因自国有金融制度的效用函数的修正，促动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的革命。尽管政府监管的天然不完备性为行业自治管理提供了的内生存在空间，但作为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治管理权诞生的起点逻辑的“政府委托”行为，同样也成为前者成长的路径依赖。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团主义为我们深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全方位视角。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由同业公会组织独立实施行业自治管理权的中国银行业自发秩序还是可以期待的。

前期研究试图用利率变量来解释股价和汇价联动，但经验分析难以获得证明和支持。随后又有大量文献研究各国股价联动或汇市之间联动，但涉及国家样本太少并且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难以说明这些结果具有普遍性质。Hyuk Choe et al. (1998)首次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本土投资者在危机来临之前的抛售行为快于外国投资者，随后又有大量研究对此进行证明，但都是局限于从股市到股市的研究，极少涉及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本研究采用了MGARCH模型（三元GARCH）证明了汇市与两国股市的联动。研究领域不再仅限于从股市到股市，而且两者之间的汇市也受其波及。本研究的结果证明：金融市场规模的不对称性会影响联动出现的显著性；地域和规模越接近，三者之间的联动效应就越强。这也证明了亚洲金融市场联动具有地域规模特征。

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指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参数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讨论了跳跃及一般几何Levy过程的性质，推导了最常见的跳跃-扩散模型的矩条件，并据此估计出了模型参数；此外分别通过Monte-Carlo模拟和Laplace逆变换得到了收益率的概率分布并分析了跳跃过程对其的影响。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上证综指确实存在跳跃，而且跳跃次数相当可观；引入了跳跃的几何Levy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尖峰厚尾”现象，但对收益率分布特征的捕捉仍然有待改进；而且该模型在短期高估了跳跃的发生，在长期内又会低估。

本文以2001年3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上证综合指数5分钟高频数据为基础，在非参模型框架内探讨了中国股市价格的跳跃行为。我们采用了基于Barndorff-Nielsen and Shephard（2004b，2006a）的方法，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检验证明了跳跃的存在；进而剥离出了股价行为中的跳跃成分，对跳跃产生的时刻、幅度以及分布特征做了分析，并着重探讨了几个跳跃个例产生的原因，以及对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进行了几何Levy过程建模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一、在我们的样本中，跳跃发生的天数占到了7-17%，跳跃过程的方差贡献则为30%左右；二、跳跃幅度是非对称分布的，且有集聚现象；跳跃发生的频率也跟股市所处的阶段有关，与熊市相比，牛市中跳跃发生的次数较多，并且大多是正向的；三、跳跃剥离后的收益率无论是从其统计特征，还是从建模估计角度来看，都接近于正态分布；四、虽然有些跳跃我们可以找出其触发事件，但一般来说，跳跃产生的原因并不明朗，因而需要进一步的细致分析。

以往的研究指出中国上市公司发行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些行为导致了市场对盈余错误定价以及长期绩效下降。本文以发行制度改革后2002-2005年IPO公司为样本，用可操纵应计利润衡量盈余质量，得到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没有证据表明IPO公司总体上有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但规模较小、成长性较高并处于非保护性行业的企业盈余信息质量较差；对这些公司，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都能基于盈余质量因素显著调低对公司盈余的估价，使得发行价格和市场价格不受盈余管理的误导。此外我们还发现，新股发行后两年的长期绩效的下滑并不能归因于对发行前较差盈余质量的错误定价。

本文以沪深两市1998年-2004年上市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IPO过程中部分公司获得持续经营时间条件放宽对其在IPO中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持续经营时间满足条件公司，此类公司由于具有更大的操纵盈余内部机会，而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从业水平未能够监督和约束这种机会，故其呈现出了更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由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者的盈余操纵动机强于国有控股公司，在此现象中其表现出更严重的盈余操纵行为。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呈现出了对此类公司操纵盈余的监督和约束能力，而非十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未显示出这种能力。

本文利用中国A-股市场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分析股票价格和市场指数同步性与跟踪分析师人数的关系，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固定效应控制了内生性基础上，发现股票收益同步性与分析师人数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我国股票分析师提供的信息主要是泛市场的而不是公司的基本面信息。该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证券市场的发展，有赖于分析师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国际投资者因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而投资A股（作为QFII）、H股、B股等中国股票资产。已有研究从市场硬分割和软分割角度研究了A-H股和A-B股折扣率形成原因。本文则进一步从国际与国内投资者的行为差异研究不同公司间的折扣率差异。对1999-200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折扣率和上市公司的价值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国际投资者更偏好价值型的中国股票资产，从而导致价值型股票的折扣率偏低。不同投资者的价值偏好差异相对信息不对称是更重要的资本市场软分割因素。

自Campbell 和Beranek（1955）以来，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一直是困扰学术界的经典难题。半个世纪中，税收效应假说和短期交易假说在解释除息日股价行为方面各有建树，但也均遭到经验数据的不支持。中国既发行A 股也发行B 股的86 家公司，在税收上存在的横向差异与纵向变动为求解除息日股价行为之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本文经验研究结果表明，除息日股价行为不能用短期交易假说解释，股票市场除息日股价行为一定程度上是股息税与资本利得税之间的差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