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目前处于利率双轨制之下：银行体系中被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共存。利率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以存款利率上限为核心的利率双轨制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中数量与价格工具并存的特点，也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于发达国家。本文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利率双轨制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描述了不同情形下，货币政策目标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传导至市场利率，并和信贷总规模一起实现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该理论模型的基本思路是：价格管制带来的扭曲需要由数量管制来纠正。实证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利率对基准存款利率调整最敏感，其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在利率双轨制下效果则不太显著。

我们研究了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根据公司行业、规模、面值市值比和股权集中度等划分的各种成分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选取各种经济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各种成分投资组合都存在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特别强，小市值、低面值市值比和低股权集中度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容易预测。对于成分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我们给出了两个经济解释：（1）基于样本外可预测性分解，我们发现条件 CAPM 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性风险溢价可预测性可以解释成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样本外可预测性，高系统性风险暴露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样本外可预测性；（2）基于 Hong, Torous, and Valkanov（2007）的信息流动摩擦理论，我们发现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解释行业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允许外资银行以少数股权形式与中资银行战略合作是中国银行业开放和中资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此 背景下，本文首先建立两本地银行间的信贷市场竞争模型，以此为基础，本文再考虑外来银行与本地银行之一战略 合作以及未来控股本地引资银行的可能性， 然后通过构建控股决策的实物期权模型和少数股权合作决策模型， 研究 了外来银行与引资银行合作决策的交互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1）除了本地信贷市场规模及其高速增长是吸引外来 银行与引资银行合作的原因之外， 未来控股引资银行的可能性将是吸引外来银行与本地银行合作的更重要原因； （2） 如果外来银行不与本地银行战略合作而是在将来与已参与战略合作的外来银行竞争控股引资银行， 那么他将在竞争 中失去机会； （3）如果外来银行与引资银行战略合作、付出努力开展新业务降低贷款客户交易成本，则现有少数股 权合作机制下难以有效激励外来银行贡献自己的努力水平， 而未来控股的可能性更削弱了外来银行贡献努力水平的 积极性，这既不利于引资银行也不利于整个本地信贷市场； （4）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引资银行应在少数股权合作机 制中加入 “如果外来银行在战略合作中努力水平没有达到一定标准， 将来将只能恶意收购引资银行” 的新约束条件。 新约束条件改变了不利的情况，同时，相对于高约束指标，低约束指标更能促使外资银行在低股权比例上贡献高努 力水平，更能提高引资银行所得新增净价值和整个合作银行价值。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泡沫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信息 观察者”和“惯性交易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 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 1998 年至 2009 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 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 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 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 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 本无效。

本文通过2004—2007年的1173件现金股息宣告事件对自由现金流假说进行了验证。我们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背景下，股价对大的股息变动公告的反应不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对于股息增加和降低，高q公司和低q公司的平均积累异常收益显著异于0。在控制了股息变动、股利收益和公司规模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对股息公告后的资本支出进行考察，发现股息增加的公司并未减少其未来投资金额，即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息政策无法达到限制过度投资的目的。

本文从控制权、金融危机角度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现金流的关系，基于模型参数估计和残差构造了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指标，将样本进一步分为正敏感型、不敏感型和负敏感型三类并进行了组间比较。实证结果显示：正敏感型企业并不是绝大多数，负敏感型企业规模最小、控制权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侵占较低、危机前投资率最低、危机后市场表现最好；金融危机通过资本市场和其他因素作用于企业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巨大。与以往考虑所有权的模型相比，基于控制权的模型在常态下具有更高的有效性，根据其划分的三类企业各项指标的组间比较结果更显著。

根据中国特殊的二元股权结构，在公司特征变量（公司规模、投资机会、盈利能力）的基础 之上，加入描述资本结构和股本结构两个变量，同时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描述特质风险的变量，通过 Logistic 回归发现，六个变量均对中国现金股利政策有显著影响，且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的上市 公司越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而投资机会越多、资产负债率越高、流通股比率越大、特质风险越大 的上市公司越不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将考虑特质风险的股利支付倾向变动和投资者偏好进行线性 回归，结果表明，当特质风险被控制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迎合投资者偏好。

如何缓解中小企业信贷困境始终困扰着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本文选取中国各地区1999－2007年间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具体考察了银行业规模结构对中小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更少、期限结构更短。同时，我们发现随着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银行信贷之间的差异随之缩小。这表明，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大力发展中小银行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最后，我们发现中小银行市场份额的上升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