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政府以承诺的货币政策简单规则和 财政政策简单规则作为政策中介工具，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性进行调节，但是长期以来对 产出目标的追求导致了价格水平的发散、政策的作用不足或过度作用，以及社会福利的波动。 本文建立了新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Ramsey 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 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合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 表明：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通胀和产出目标，最优货币政策简 单工具规则的严格通胀目标会使得福利损失最小化，而在产出和通胀权重以及福利损失最小 化三者上不能兼得；最优财政简单工具规则是趋向减小收支差而达到福利损失最小化。另外 通胀动力学表明最优通胀率为零此时的福利和条件福利都达到最大，任何通紧会导致产出的 降低，但是通胀却不能确保产出的增加，实证分析表明2005 年第一季度至2009 年第二季度 中国经济增长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的增长却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 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在促进总量增长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效应？针对这一疑问，本文运用1978年至2007年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第一，财政政策具有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货币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并不明显。第二，货币政策在对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效应方面强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则在对第二产业的效应方面具有优势。第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效应。第四，在东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应相差非常悬殊，而对第三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高位；在中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第二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在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集中在高位，而财政政策对第一产业的效应则集中在低位。

本文首先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提出主权财富基金可成为财政政策一个行之有效地政策工具；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应与货币当局进行充分的协调，其投资对稳定汇率有一定作用；主权财富基金有利于提高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稳定性；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配置对于本国以及投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重要的影响。其次，本文探讨了主权财富基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其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包括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偏好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资产风险-收益组合的影响以及对股票风险溢价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本文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金融市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很有限的，它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稳定力量。主权财富基金对内有利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对外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今天，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理论和现实意义仍具有 生命力，仍是国际经济学的主力模型之一。一个完整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需讨论在固定汇 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在低、中、高及完全资本流动性等多种情形 下的动态过程，一共需16 个图形来诠释该模型，因情形众多常易引起混淆。本文试将该模 型的基本方程略加改动，从而能根据方程各主要变量的内在逻辑来判定16 种情形下各种政 策的短期效应及新的长期均衡，大大方便了对该模型的正确理解和掌握。通过对模型中货币 方程的简单引申，我们可以方便地将之运用于分析近年中国货币形势的成因及各种对冲手段 的宏观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相互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多。本文以西方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政策配合理论为工具，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策配合的实际情况与效果，得出：在我国汇率事实上是固定汇率的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基本实现了调节内外部失衡的目标。最后，针对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让汇率杠杆发挥更大作用，以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减少对财政政策依赖。 Abstract: Following the increase of openness in China,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argets of interior equilibrium and exterior equilibrium ar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With the instrument of the theory of policy mix which developed since 1950s’ in the Occident, we analyze the practice and effect of policy mix in China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virtual fixed foreign exchange regime, we conclude that the China’s policy mix between the prudent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realize the most task of regulation of interior-exterior disequilibrium. In the end,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during the policy mix, 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let foreign exchange lever play more role to increase the in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decrease the dependence on fiscal policy.

尽管1998年以来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货币政策实施却存在着实际上的机制紧缩，突出地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增幅持续下降，贷款增幅趋缓，中央银行资产增加不多。这种货币政策的机制紧缩效应既与银行体系关系重大，也与股票市场关系增加。近几年，银行体系的运行机制和体制性收缩，使社会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快速向城市集中，出现了资金“乡养城”和贷款“农转非”。同时，我国股票市场的快速发展，又对这一现象推波助澜，货币市场资金、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企业存款账户与证券保证金账户相互异动，使大量资金游离于是股票市场与银行之间。为此，中央银行要进一步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须调整改革思路，加快商业银行改革，关注股票市场发展，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的覆盖面，提高金融宏观调控水平。

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步伐大大加快了，这使中国获得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同时也使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个资本流动迅速、信息网络便捷、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国际间流动的资本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但是在这股力量中也隐藏着令人担忧的安全性问题，其中资本外逃就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忽视的一个影响金融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我国，越演越烈的资本外逃不仅部分抵消了我国引入外资的作用，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的一大隐患。要消除这一隐患，只有正确认识资本外逃的现状、成因和控制方法，才能保证在金融一体化的浪潮中有效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阅读了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国内外文献后，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资本外逃的成因和其作用过程提出大量新观点，而国内学者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研究中，还未充分运用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而且目前还没有把理论发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各方面结合起来专门研究我国资本外逃动因的文章。因此，本文把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了我国资本外逃动因分析上，充分借鉴外国学者对资本外逃成因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成果，集中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进行了分析。 本文首先介绍了资本外逃的相关理论的发展历程，并重点研究了几个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经济理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成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根据我国存在的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基本如下： 第一章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对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从上个世纪初金德伯格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一书中提出的资本外逃的“避险说”，到68年格鲁贝尔用国际资产组合理论对外逃的解释，再到80年代经济学界涌现的大量关于资本外逃的理论如：汗和哈克提出的不对称风险理论，伊格提出的秘密货币学说，卡丁顿的资本外逃“投机说”，杜利提出的“规避管制说”，EATON关于私人债务国有化前提下资本外逃机理的模型等等.文章还简介了我国学者在资本外逃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勾列出了资本外逃动因理论的基本发展历程。 第二章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几种受学界关注的资本外逃动因的作用机理，从理论的层面上对资本外逃动因进行了分析。一是根据伊格•沃尔特的“秘密货币”理论中提出的收益、风险和保密性之间的关系对进行国际资产投资组合的影响，分析了上述三个因素对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作用机制，清晰地揭示了三种因素引起资本国际间流动（包括在可自由流动和存在管制两种条件下）的机理，说明了资本外逃实际上是资产持有者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为实现自身福利最大化而进行国际间资产组合的一个经济后果。 二是阐述了国际资产组合理论中分散化问题对资本外逃的作用机理。由于随着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提高、资产相关程度的降低，资产组合的风险能得以有效的降低，因此，居民为了在保持一定收益水平的条件下降低资产的风险，就会尽量在国际间进行资产组合，从而引起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当这种资本流动受限时，就会导致分散化动机引起的资本外逃。第三节用税收不对称模型揭示了当国内外资本面临不同的待遇时，引发资本外逃的作用过程：内外资的不对称税收政策→内外资税后收益率的不同→居民资本外逃。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第三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进行研究：首先在众多关于资本外逃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范围进行了限定，认为在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的资本外逃应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接着文章对计算资本外逃规模的三种方法进行比较，选用了经过调整的余额法来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估算（表3-1），并考察了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发展趋势；最后文章对我国资本外逃的渠道进行了考察，总结出六类外逃的方式。 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上，结合关于资本外逃动因的理论和我国的现状，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深入分析。第一节运用了第二章介绍的相关理论，从收益、风险、保密性、分散化需求和不对称税收政策等方面考察了中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总结出影响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包括：国内外实际利差、内外资政策的不对称性、汇率风险、财政赤字及通货膨胀风险、政治风险、资产分散化动机、保密性、以及外汇管制造成的“老鼠夹子效应”。在第一节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第二节首先提出了基本的回归模型（*）式，并引入了相关的可量化变量，然后运用Eviews软件，用1982-1999年18年的数据，就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经济增长率、不对称税收政策等因素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对我国资本外逃有显著影响的可量化因素包括：滞后一期的财政赤字FIS（-1）、滞后一期的通货膨胀率INF（-1）、我国实际有效汇率EX、中美实际利差I、我国名义利率R、中国内外资税收政策的不对称性DUM。同时，通过实证还发现经济增长率GROW这一因素对资本外逃也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我国资本外逃动因进行分析后，我们不禁要问：资本外逃的发生究竟会对一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控制资本外逃、消除其不良影响？第五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该章首先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一般影响机制入手，分析了资本外逃对降低国家信用、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平衡、通过收入再分配效应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一国金融市场的不良影响，然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资本外逃会在削弱我国经济发展后劲、抵消扩张财政政策的效果、动摇居民对人民币的信心、助长腐败等方面给我国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充分说明了控制资本外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在前面各章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及其影响机理，对症下药，提出了1、继续推进金融深化，完善金融体制；2、采取有效的措施抑制通货膨胀；3、制定合理的外资政策，避免政策不对称性引起资本外逃；4、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加大打击腐败、经济犯罪等的力度；5、尽快明确私人合法财产受《宪法》保护的地位；6、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确实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7、加强外汇管理；8、通过国际协调来抑制或管理外逃资本等八条建议，以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监督、消除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 本文在分析资本外逃动因这一问题上，注意了国外理论发展与我国实际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既充分运用了理论的有用部分，又不照搬理论，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定义、列举、比较、实证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各种成因，并提出了从根源上控制资本外逃的一些政策建议。但是由于笔者本身的局限性和这个问题的深广性，文章仍存在许多不足，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1994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通过促进出口、FDI和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来调节内部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也带来了成本。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汇率政策的成本效应将被放大，同时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会被削弱。从中长期看，现行汇率政策的效率将不断降低，其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调整思路是寻求稳定汇率政策和弹性汇率政策的最佳结合，发挥汇率政策调节外部经济的职能，实现经济在内外均衡中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