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主要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的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使得出口量急剧膨胀。换句话说，中国正在不断的向其输出“通货紧缩”。 一，分析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原因为：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增长是中国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 二，日本通货紧缩由来已久：回顾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引出通货紧缩由来。 三，分析日本通货紧缩成因： 1，日本金融体系的不健全性 2，日本政府对金融的渗透 3，日本经济政策过失 接着引出：日本为了刺激出口而开始贬低其币值，但经济未能复苏，但此时日元贬值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只有通过提高他国币值达到日元的相对再贬值。 最后评价了日本的做法的不恰当性。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国际贸易中价格传递效应的理论(孙立坚等,2003a)，通过考察中、日、美三国间进出口价格的相互影响来检验是否存在所谓中国“通缩出口”的现象。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上的稳健性(robustness)，论文除了保留自己前期研究方法上的特色以外(孙立坚、江彦,2003)，如：工具变量(IV)、一般矩(GMM)、ARIMA预测等，还根据结构变化检验(Chow Test)的结果，将上述的这些方法分阶段来运用，同时，又进一步利用体系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来考察受货币政策影响的三种价格环境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冲击反应函数(VMA)又做了因素确定的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从而使得价格传递效应的动态特征被揭示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充分。 鉴于上述比较严密的实证方法，我们得到了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主张中国“通缩出口”论是基于传统的“支出转移效应”的宏观分析视角，但忽略了进出口企业的定价能力(PTM)等微观要素，所以，这种主张不符合数据反映的现实情况。其次，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稳定国内的物价环境来制约汇率和外国价格对本国价格的传递效应(Taylor’s rule)，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本文研究我国股票市场是否能够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传导渠道问题。文章分别从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和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变量（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这两个环节进行实证分析。第一环节的研究发现，货币供给量对股票价格走势有显著的影响；股票交易量和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环节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虽然还不具有财富效应，但已显示出一定的投资效应。由此证明了我国股票市场已经具有一定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最后我们认为当前阶段货币政策应该密切关注股票市场的动向，但不应该直接干预股票市场的走势。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常被人们批评为没有规则可循，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作者认为主要是我国二元制的经济体系。遗憾的是，对于二元制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操作在国外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本文在奥伯斯特菲尔德――罗戈夫（1995）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的福利分析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关注对象进行模型分析，发现：中央银行如果关注全国性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货币操作要比关注地区性的操作福利成本要小。从而认为中央银行上收权限，划分大区分行的行为是正确的。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论述。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变量，并运用协整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一般脉冲响应(GIR)分析等国外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渠道与信用渠道相对独立，且都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比较而言，信用渠道对产出影响较大，而货币渠道对价格的波动解释更多。最后，我们提出要加快改革，为货币渠道最终成为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本文认为，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均可视为源于资产相对收益率和风险变化所引发的，公众大规模资产替代的结果。文中对资产替代的概念、效应、成因和政策含义进行了探讨，构建了理论模型并对我国资产替代的特点进行实证分析。论文认为，要防范资产的异常替代，必须理顺相对收益率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实行规则型的货币政策，用流动性总量与结构的控制来取代传统单一的货币量控制，并通过调节利率和汇率来促进有益的资产替代。

近年来我国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形成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增长，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采取相机抉择，除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外，还运用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发行央行票据等操作工具，冻结基础货币或对冲外汇占款，央行在实现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以微量递增存款准备金率的操作方法，解决基础货币内生性增长的矛盾的构想。

根据国情的需要，新加坡选择了“监督带调整汇率制度”，本文介绍了这种汇率制度的特征，并通过新加坡与香港的比较，说明了这一制度的优势所在，但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并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他小型开放经济体，每一个国家都应根据国情选择和调整适合自己的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