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软化、存款准备金的减少带来了货币政策低效或无效的局面。通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各项贷款征收法定准备金构建了一个准备金政策新框架，用以分析货币政策的需求结构效应，以实现针对性地调节总需求结构。并且，实行贷款准备金政策可以消减存款准备金的制度缺陷、重建准备金制度的威力、强化货币政策的效果。

多数文献研究认为股票市场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通过股票市场达到预期目标。本文通过构建实际利率、货币供应量变动率和上证综指收益率的三元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施加长期约束，检验结论有利率不是纯粹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具有一定内生性，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央行调节利率干预股市的效果要好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效果，所以央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以利率为主；我国股市市场化程度不高，不能反映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下，中国货币政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发现如果中央银行要实现开放经济下不同目标制的最优货币政策，浮动汇率制成为要稳定国内经济，有效应对国内外冲击与实施独立和内向型货币政策的最优选择。

由于利用货币总量预测通胀的能力大为降低，也很难找到能够反应流动性状况的显性指标，而资产价格往往包含有相关的特定信息，对相关经济变量的反应也非常灵敏和迅速，使得资产价格容易成为反应未来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由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很容易导致公众预期发生紊乱，所以中央银行虽然不必一定要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的政策调控，但必须要加强相关的信息沟通，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理论分析及我国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相关关系，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包含对未来通胀的一定信息，并实证研究资产价格对我国公众通胀预期的可能影响。

文章通过对中国央行历年存贷款利率变动的分析，浅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金融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货币政策的沿革，反映了十八年来中国金融政策的变动以及影射了世界金融经济周期的循环，并阐述了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要用简单的工具。在文章最后，分析了中美两国所用货币政策工具不同的一点原因。

本文重新检视Dornbusch(1976)汇率超调模型，建构了考虑央行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SVAR模型，并依据模型理论及经济假设对SVAR给予长期约束条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自2005年7月汇改政策以来的管理浮动汇率期间，存在汇率滞后性超调难题的现象。此外，我们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汇率波动在样本长短期之下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果发现央行的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在短期和长期之下有相对较高的解释能力，而物价指数无论样本期间的长短都对实际汇率波动有高度解释力，验证了相对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成立的现象。

财政的平衡预算宣告单一的货币供应规则失效，取而代之的通货膨胀目标政策为中央银行的利率规则提供了政策锚，世界各国政府由此积极推行2%左右通货膨胀政策，配合以低利率，货币超发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建设，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高物价、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渐行衰退的滞涨局面，因此，治理经济危机需要首先确立最优的通胀政策，并严格管理财政和货币政策。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最优通胀相对应的最优利率为4%，进一步地，当财政政策进行严格的逆周期调节时，最优的通胀会呈现上升趋势为0.15%，最优的利率为4.2%，开放经济财政和货币合作能够平抑经济波动，同时常规类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联合作用将会加大通胀趋势，没有证据表明2%的通货膨胀为适度的或者是最优的。我们的实证结果同时展示政府应该彻底废弃货币供应规则，代之以最优的通胀政策和最优的利率政策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地增长。

我们从马克思确定“现实的关系”展开考证：抑制通货膨胀与现实应对物价上涨，前者是抽象的，后者是现实的。并通过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立足在经济学上用抑制通货膨胀制定的货币政策、财税决策等的方针政策，却导致国企、集体企的大批职工下岗的这一事实而考证：抑制通货膨胀是“抽象规定”的虚假概念；并通过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而是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的货币政策、财税调节等方针政策，既推动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考证：采取现实应对物价上涨是“经验的现实性”的有效措施。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直接促进了各国经济不同程度的快速发展，但各国的不一致性政策导致了今天全球经济潜伏着巨大危机，汇率的稳定性将成为各国政府治理本国经济和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重要手段。本文建立了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采用贝叶斯分析技术，研究了在Ramsey 最优均衡下，汇率的稳定性目标机制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关系。分析表明：汇率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依赖于货币政策所选择的基于无时间视角的政策体制，在Ramsey 均衡下，选择最优政策机制能够保持低通胀和汇率的波动，但是产出波动幅度会增大，而在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下，通胀，产出和汇率的波动都比其他政策机制要小；在实证数据上，我们对比了最优政策，汇率稳定，价格稳定以及实际数据拟合的宏观经济体系，我们发现汇率稳定性货币政策机制是更加趋近于最优政策，汇率稳定性目标是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重要目标。同时，本文利用开放经济汇率与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性，分析得出开放经济下的最优通货膨胀率为零边界的一个狭小的区域，此时的货币政策最有利于执行汇率的稳定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