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建立市场中存在过度自信非理性投资者的两类代表投资者的三期资产定价模 型，研究投资者内生的后验异质信念与资产定价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投资者的异质信 念平均来说与资产价格的高估程度正相关，但就信号的具体实现值来看，异质信念的增大也 可能与资产价格被低估的程度正相关。本文讨论了各种均衡状态下，信号的具体实现值对投 资者异质信念与资产定价关系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为模型结论提供了很好 的支持。

流动性与资产定价是目前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O’Hara,2003）。国内外对流动性与资产定价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 (流动性水平变量本身)与资产定价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研究流动性风险（流动性水平变量自身的方差以及它与其他变量的协方差）与资产定价的关系。研究流动性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具有较深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即特征以及中国股市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 针对流动性溢价问题，本文基于个股数据，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建立了股票市场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的多因素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变截距回归模型，选择两个流动性因子—换手率、Amivest流动性比率，对流动性溢价的存在性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以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为流动性因子的检验结果均表明股市存在流动性溢价现象。 基于个股数据，在对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检验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动性溢价存在性成因的检验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交易频率而不是交易成本，预期收益是换手率的分段线性和整体凹性减函数。 基于市场数据，分别利用换手率和Amivest流动性比率指标作为流动性因子，分别建立了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和市场流动性对个股超额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预期和未预期的市场流动性共同作用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和股票组合超额收益率都产生正向的影响，我国股市存在流动性替代效应。 以上的实证结果表明： 我国股市的流动性溢价来自换手率，说明交易频率是影响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 针对流动性风险溢价问题，本文按照Gibson和Mougeot（2004）的基本框架，直接建立二元均值GARCH（1,1） —Diagonal BEKK模型，分别利用沪深300指数数据和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数据，按市场态势分阶段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市场风险溢价和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动态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存在系统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溢价，但随样本期的选取、样本的选取以及不同的流动性指标的选取的不同，其显著性也有所不同，同时也说明这两种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超额收益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动态的。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波动持续性的存在会增加投资者未来投资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长期投资者来说，必须考虑波动持续性的影响，以便起到规避投资风险的作用。

大众和媒体认为我国股票市场2006 年开始的牛市行情是人民币升值所致。本文使用 现代资产定价模型否定了这一说法的价值基础。本文发现：本币升值预期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存在一个上限，该上限由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决定，而且股票价格的变化对人民币升值速度 的提高不敏感。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上，升值预期会使得股票的市盈率一次性上涨，之后将逐 步开始下降，并在升值预期结束时回到长期均衡水平。借此分析，本文得到两个预言：第一、 由于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有限，人民币升值不能为A 股市场的大幅增长提供坚实的价值基 础；第二、股票价格会在汇率升值结束之前进入下降阶段，这一预言被牛市行情后的股市急 跌所证实。

本文以我国A 股市场为对象，基于CAPM 和APT 理论，建立单变量和多变量 回归分析模型，探讨市场、行业和地区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结果表 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一方面个股价格变化同时存在显著的行业和地区联动效应， 但行业效应更强，行业信息主导着证券价格的变化。在控制了市场和地区信息后，行 业信息仍具有信息增量提供能力；另一方面，市场信息的解释能力可由行业信息和地 区信息共同取代；另外，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其联动效应越强。究其原因，与行 业内的公司其基本面之间所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相关。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经营性风险（非系统风险）的企业家，在给定的债务及企业所得税率下，如何通过消费平滑、企业资本投资、破产保护以及金融风险投资，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本文得到了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和最优破产阀值。对应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贝塔系数、系统风险溢价和非系统风险溢价（idiosyncratic risk premium）。不同于传统观点，非系统风险溢价严格大于零。这些结论和数值计算表明，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最优资本结构，资本投资策略、破产水平、贝塔系数、非系统风险溢价、期望收益率等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中，我们探讨了中国股票市场上一项独特的交易限制：“T+1”交易制度。这一制度要求股票 购买者至少到第二天才能将股票卖出。而中国的权证市场则服从“T+0”的交易制度，即购买者可 以随时将权证卖出。我们证明“T+1”制度会降低股票市场流动性，使股票的价格中存在低流动性 折价。我们还证明股票流动性和相应权证的溢价之间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最后，基于文中的实 证结果，我们给出了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本文考虑一个面临随机需求风险的企业家，如何通过消费平滑、风险对冲及有成本的动态调整资本资产规模，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的公司金融问题。运用动态随机控制方法，得到了非完备市场与非风险中性下企业资本的平均价值与边际价值的半闭式解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基于经典的资本资产定价（CAPM）理论，得到了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企业的贝塔系数和风险溢价。数值结果表明，在非完备市场下企业家的风险态度对企业资本价值、贝塔系数、风险溢价、企业家的期望收益率及相应的最优经营策略等都具有显著的影响。

对股票信息风险进行准确的测度无论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还是市场绩效的衡量 都有着重要意义。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最早提出了直接测度信息风 险的经典PIN 模型，此后该模型成为测度信息风险的炙手可热的模型。然而，PIN 模型隐含 的买卖指令之间的负相关性与实际数据中买卖指令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相符。本文在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提出的经典的PIN 模型基础上，通过增加交易动机， 提出了修正的PIN 模型。本文基于中国股票的逐笔交易数据，利用修正的PIN 模型对我国 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修正的PIN 模型隐含的买卖指令之间的相关性 和买卖指令的方差能够更好地与实际数据相匹配。经典的PIN 模型由于忽视了市场指令流 冲击事件发生时引起的交易动机，倾向于高估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

金融资产对数收益常呈现不对称性和厚尾性，一般不是正态分布，而均值―方差 CAPM 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可能使资产 定价和资产配置存在严重的误差。本文考察了偏度和峰度在我国金融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中 的作用，发现加入系统性协偏度和协峰度的高阶矩CAPM 模型能够重新解释我国金融资产 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比均值―方差CAPM 模型更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的历史,虽然资产价格急剧波动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却始终伴随其中;市场主体情绪波动是不可忽视的、对市场交易与价格波动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本文是通过心理学实验,尝试在较纯净的实验市场中,控制与剔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探求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与接近底部的情形下,交易主体情绪与交易行为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在资产价格接近顶部的情形下,情绪波动与资产价格主要由基本面的变化决定,并且不同情绪的变化则会影响到交易主体对资产的买卖行为,这可能会加剧资产价格的波动。而在资产价格接近底部的情形下,投资者对资产的买卖行为更多地受到基本面信息变化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了两种极端市场情部下,交易行为中“非理性”与“过分理性”的不对称。在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将交易者情绪引入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该研究对行为资产定价理论提供直接的心理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