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迄今为止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投资银行业务创新空前繁荣的一年。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务创新的形势、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接着从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三个方面讨论了如何塑造投资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第三部分总结投资银行产品创新的国际经验，分析了主要投资银行新产品的特点，并介绍了模仿法、组合法和创新法等三种产品创新方法。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二者之间的联动性越发增强。商业银行因不再仅仅满足于单纯银行存贷业务的微薄收益而是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市场较高的收益，而在这种联动关系中，明显资本市场作用于货币市场的力度要更重一些，资本市场交易状况正在影响货币市场融资交易利率和成交量。因而银行必须认识到，加深对资本市场的研究进而防范资本市场风险是不可拖沓之事。本文分析列示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经由银行连通方式，而在该过程中银行风险的产生和几点防范举措。

本文的目的是运用较为严密的实证方法来考察和比较东亚危机前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东亚危机后中国这一世人瞩 目的转型经济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国内产出和货币、信贷水准及其波动受到外部影响的特征。 通过引入非对称 “时变波动”(asymmetric time-varying volatility) 特征的二元EGARCH-VAR实证模型，论文得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结论：第一、虽然为维持名义汇率的稳定，各国政府都积极地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影响了当期内外利差的收敛，但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上看，包括中国在内的4个国家其金融的实际开放程度都在不断加大。第二、除90年代国际资本移动的鼎盛阶段以外，各国发生的经济波动并不是由外部冲击直接带来的，更多的是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国内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第三、通过各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可以发现汇率制度、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对经济波动有很大的影响。

对国外金融学领域一个新兴分支，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作了综述。在总结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后，首次给出了基于Agent计算实验金融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及探讨了它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行为金融学之间的关系。叙述了它的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并以Santa Fe Institute 的人工股票市场为例说明了它的建模方法。

本文采用了世代交迭的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的分析框架，对资本市场（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理论探讨。发现：一个没有套期保值机制（期权和期货和衍生工具）的以股票和信贷为资产增值和储蓄手段的资本市场具有内在的“脆弱性”（一旦原有市场均衡被打破，市场有持续下跌和持续上涨的倾向）。而在有套期保值机制的股票市场中，这种脆弱性仍然存在。因此政府应该对股票和信贷市场实行“双锁定”的政策。最后本文在模型的基础上对近期国有股减持使股市大跌的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有股减持只是在刺破了股市的泡沫时稍微矫枉过正，它只是下跌的“第一推动力”，并非股市大跌的根本原因。而股市内在的脆弱性才是此次大跌的根本原因。

摘要：非流通股的价格如何确定是有效解决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问题的关键。由于两类股权分置，DDM及EVA法无法适用，而净资产法偏离真实价值也很多。通过设计出全市场流通的权证及竞价申购配售方案，使得配售价格和流通股股东的补偿都可以实现合理保障。竞价申购中的合理出价是一个复杂的事前无法确知的全体博弈问题，竞价结果及权证价值的形成遵循合理预期机制和套利机制。

股权分置作为中国股票市场特有的现象，严重的影响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与世界经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相悖。在目前市场低迷，股权分置已然成为市场发展瓶颈的情况下，各方对通过全流通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达成一致，改革正在探索中推进。本文首先通过对问题产生背景的分析澄清了问题根源，然后阐述了股权分裂存在造成的现实危害，进而通过对社会各界所提的各类解决方案初步归纳，最后，分析了全流通对资本市场发展的积极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的系统风险根源于市场的结构矛盾特别是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股权割裂、博弈格局的变化和当前交易机制下的投资者结构的变动，前两者是诱发投资者信心崩溃和阻碍信心恢复的核心因素，而市场机制的完善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外在保障。在可预见的期限内如果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系统风险，它最有可能从股票市场最先出现，危及从股票市场向其它市场的扩散过程中，以证券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结构调整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要预防中国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出现首先要解决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首要的就是尽快采取行动，不能使问题越积越大，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着手解决股权割裂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