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末期以来，为了应对入世的需要和我国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大计，各金融机构纷纷根据自身战略规划和布局，对一些效益低下、发展前景差和包袱沉重而不符合发展战略规划的分支机构予以撤并。随着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及其改革的深入，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及资源配置的市场组合将会不断出现和完善。 广西浦北县在金融机构撤并重组工作方面做得比较好。该县在2000年6月和2003年12月，分别整体撤销了中国银行广西浦北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广西浦北县支行，其资产、负债均分别超过亿元，员工125人。其主体负债业务分别为浦北县邮政局和浦北县农村信用合作社接收，从撤销到人员安置、移交接收、业务重新衔接开展到都顺利正常运转，人员安置也较顺利，期间未出现金融任何风波或风险。这得益于当地人民银行的积极协调，取得了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持，金融业合力协作监控，使整个撤销接收工作安然无恙。其做法和经验：分内外两大块分别对待进行，总原则－内外策略不同，内紧外松，左右上下协调沟通，全程监控不放松，重建精干专业队伍。

由于存在体制性缺陷，客观上无法保证变革中的金融主体在市场运行中享有同等的利益分配权、资源配置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自我保护权。以金融主体最必需的交易平等权、信息知情权、资产所有权、经营自主权、法人治理权和债务维护权为例，在权力不对等作用下，引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极大。从金融权力均衡对等角度考虑，为有效遏制风险蔓延，必须从源头上把住风险入口，并将滞留于金融内部的风险成功疏导至金融体外。

企业并购渐行渐近，与之相随的并购理论则是百家争鸣。基于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企业并购动机与绩效的各种西方企业并购理论，本文试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企业并购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即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并购不仅会对宏观的社会资源配置、供给需求等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有利于中观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以及微观上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结合我国现实，企业并购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企改革、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主流。最后，简要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表明，中国的企业并购必将迎来灿烂的春天。

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企业价值和资源配置效率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融资偏好理论的简要回顾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描述，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从融资成本、资本市场发展的功能定位和融资制度安排分析了产生强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些优化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

金融的作用一方面是进行资源配置，加速储蓄向投资转化，另一方面也起到在经济体内部分散风险的作用。由于投资本身固有的风险特性，正常的规范运作的银行也一定会存在一定的不良贷款，这是人类进行商业探险探索必须承担的成本。从理论上说，高回报也就意味着高风险，因而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应该与不良贷款比例(也即用银行贷款违约率来衡量的风险程度)呈现某种正向相关的关系。为此，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模型，并利用澳大利亚1994年第三季度至2005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从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演进的实证角度和理论分析，可以概括出“金融市场化”趋势。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是指，在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相对于商业银行体系而言，规模越来越大，活跃程度越来越高；第二层含义是指，相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本市场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功能，并以其架构精巧的杠杆体系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金融市场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和计划性财政资金配置相比，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具体表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宏观储蓄结构的演变；二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和商业银行相比，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多地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表现于证券化金融资产比率的上升。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一方面表明资源配置越来越多地采取金融市场配置方式，另一方面也表明，从静态看，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份额较低。中国金融市场化趋势的动因在于居民收入的资本化，即随着居民资产规模的累积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已经不仅仅用于消费性支出和预防性储蓄，追求资本收益的资本性支出在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出现逐渐上升的趋势。 金融的市场化趋势推动着中国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体系向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现代金融体系演进。因此在构建未来的中国金融体系时，必须把握三点：一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其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最有活力的核心，发挥其对现代经济体系的杠杆推动作用；二是商业银行的发展要注重和资本市场对接，其业务创新应围绕资本市场这一平台展开；三是注重协调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的功能互补。

内容提要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新经济”引起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深刻变革，“新金融”就是这场变革的结果，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创新。“新金融”是以资本市场为核心、一体化市场为载体、合业经营为方式、电子网络为手段、金融工程为技术的现代金融体制，它具有资源证券化、运行市场化、市场一体化、经营合业化、手段信息化、技术工程化的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实质就是高新技术与“新金融”的有机结合、交互作用和协调发展。

本文重点对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具体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机制有流动性支持、风险分散、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企业的控制与监督。同时，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健全、多层次的投资体制、通过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创新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通过影响私人储蓄意愿，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私人储蓄率等路径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单一性，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先天性的体制缺陷，如行政特征明显，市场缺乏微观效率、证券市场股权割裂等，导致市场在发展与完善中对初始目标极强依赖。尽管如此，本文经验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仍然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 1、证券市场直接筹资为企业提供巨额的发展资金。 2、界定产权，改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转换阈值，使一些原本具有正外部效用但受制于路径条件的制度变迁得以进行，避免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剧烈震荡，促进了企业机制的转换。 3、优化配置资源，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 4、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促进金融深化进程。 5、资本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托宾Q效应和流动性效应直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促进储蓄总量的增长。 6、影响国家货币供给的结构与数量，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影响从而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以1994―2002年季度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发展进行回归与时序分析，并对其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如下： 1、经济增长对股价指数运行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的运行直接影响到市场筹资情况，并通过财富效应直接影响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因而股价指数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的显著性不如经济增长对股票指数的影响强烈。彼此影响滞后一季度。 2、经济的环比增长率与资本化率、交易率、金融深化比率、财政支出比率、储蓄比率呈对数线性关系。其中，经济增长通过新增的交易价值来实现对资本化率的影响。 3、交易率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说明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明显影响，但要滞后一年时间，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活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通过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对市场活跃程度并无显著影响，可能与我国的“政策市”特征有关。

摘要：本文综合考虑了从1999－2001年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发行的所有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外资股增发A股和A股公司增发等各种情况。把新股的初始收益率作为新股发行成本,从整体上来测度我国股票一级市场上价值低估现象的效率损失。研究发现，新股的初始收益率远高于随机前沿成本函数决定的前沿成本，说明一级市场的效率损失严重，企业没有以合理的发行成本获得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