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构建多因素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了我国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公募基金的管理有效性。研究发现：（1）公募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高于股票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2）基于历史收益和持仓数据构建的指标能有效预测基金的未来表现。（3）通过组合这些指标构建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择优基金的未来表现显著优于现有的基金评奖体系。这些结果表明，公募基金作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重要渠道，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且基金的管理能力可以被合理的评价体系事前甄别。本文为探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提出的评价体系为帮助监管机构提高公募基金市场资金流配置有效性，阻止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在中国，公开市场股票回购良好的信号传递效果与其较低的采用率之间形成一对矛盾。 本文研究发现，A 股股票回购的宣布中存在择时效应:在市场下跌后，管理者倾向于在市场 即将回暖前宣布股票回购计划。这不仅传递个股被低估的信号，也传递出对未来总体市场的 信心，获取更高的超额收益。进一步的，本文从股权质押、高管持股与非国有企业性质视角 刻画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程度，发现择时能力来源于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并且， 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会显著加强宣布股票回购的意愿。因此，由于市场的难以预测 与管理者的关注差异，导致企业的回购意愿较低。本文分析了为什么在同样面临低估时，只 有少部分公司宣布股票回购，将信号理论与择时理论相连接，更好地解释中国公司的股票回 购行为。

本文选用事件分析法，对 2001 年至 2018 年的明星丑闻事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 明星丑闻事件对其相关的代言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股票价格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对于代言公司而言，明星代言的沪深市场、港台市场和海外上市的公司股票超额收益也均显 著为负。而且短期内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与明星影响力显著负相关，而与事件性质(违 法或违反道德)以及事件关注度等并无显著的关系。长期来看，明星代言公司的异常回报率 与明星影响力和事件关注度显著正相关。对于明星投资公司而言，长期来看公司的异常回报 与明星影响力、事件关注度呈显著正相关。当事件为违法事件时，投资公司的股票负向收益 变化幅度更大。对于明星经纪公司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公司的异常回报与明星影响力以及 事件关注度均无显著性关系。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短期亲朋好友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与涉事 明星公司的累积异常回报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丑闻曝光引发的股市波动会对公司产生实 质性层面的影响。当明星丑闻曝光时，累积异常回报下降越多的公司，其下一季度收入与净 利润下降越大。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时是否获取了超额收益，退出后对被投资公司有何影响，是目前国内外风险投资研究领域之中的空白点。本文在测算 2007-2019 年 A股新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收益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所获收益以及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 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现实意义。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本文对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在股票收益中的定价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包含现金流信息的多因素股票非预期收益定价模型，并采用2002年1月至2011年4月间中国股票市场的有关交易数据、机构收益预测数据和财务数据，来检验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的预测，发现：（1）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修正来估计出的正现金流信息对股票非预期收益、股票实际收益、股票超额收益均具有稳健的解释能力;(2) 由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估计出的现金流风险反映了股票的系统风险，可以对股票预期收益定价；(3) 在解释股票超额收益方面，由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分析师跟踪人数与宿成建（2012）三因素模型构成的多因素变量模型优越于Fama和French(1996)三因素模型变量与现金流信息、现金流风险构成的多因素模型；

本文将估值难度定义为单个投资者的估值准确度与投资者间的估值差异。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估值难度大小会影响反转效应。借鉴Zhang（2006）的方法，本文运用规模、超额收益波动率、盈利价格比与分析师关注度等指标衡量估值难度，发现在我国A股市场上确实存在估值难度越大、反转效应越强的现象。此外，本文还运用不同时间段样本数据及深交所信息透明度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两种重要的资本形式，资本市场的出现搭建了产业资本和 金融资本联系的桥梁。本文选取举牌作为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渗透的一种典型案例，分析得 出在股票价值被极度低估的时候，渗透成本较低，产业资本会通过举牌渗入金融资本，产业 资本倾向选择同行业、股权结构相对分散的企业作为被举牌公司，产业资本渗透金融资本的 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实现该行业的扩张，同时获得本属于金融资本的资本市场 的超额收益。在渗透之后，产业资本对被举牌企业实施经营管理，提高了被举牌企业的经营 效率，实现了产业调整，证明了金融能够有效的支持产业的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