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加入WTO后的国际俱乐部规则的约束，以及政府基于因自国有金融制度的效用函数的修正，促动了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制度的革命。尽管政府监管的天然不完备性为行业自治管理提供了的内生存在空间，但作为中国银行业的行业自治管理权诞生的起点逻辑的“政府委托”行为，同样也成为前者成长的路径依赖。正因为如此，国家法团主义为我们深入考察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管理权的结构变迁提供了一个社会转型的全方位视角。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由同业公会组织独立实施行业自治管理权的中国银行业自发秩序还是可以期待的。

近年，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创新加速了全球金融景观的变化。看起来，像纽约和伦敦仍高踞世界前两位一样，金融中心在区域上的序列一般较为稳定。但其实每个金融中心在地区、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正在不断地变化中。现在，因为全球化和信息科技创新的庞大力量，国际间变得日趋「无边界化」，金融中心变迁的速度和幅度也日益增大。很多金融中心，诸如纽约和伦敦，都面临其地位被取缔的危机。它们在维持其金融地位的过程上承受着颇大的压力。虽然有很多措施，诸如解除管制和提高透明度等，在技术上都能帮助维持甚至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但在金融中心结构进化的层面上，单靠执行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而且，单靠城市自身的能力是不足以令金融中心发展起来的。不过，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地理学，特别是一个新兴学科－金融地理学（Geography of Finance）的学者致力研究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而「信息腹地论」是这学科中最能研究现代金融地理的其中一个重要范畴。该理论能帮助学者们研究和了解国际资金流、金钱景观、银行和服务机构的位置，以及金融中心的区域形成和发展。它提出的「信息外在性」、「不对称信息」和「路径依赖」不单是信息腹地形成的主要动力，也是决定着一个城市在区内金融地位的变迁。本文将运用前后两次详尽的企业总部位置调查去辅助分析和预测中国各大主要的经济中心（包括香港、北京、上海和广东城市广州和深圳）于可见将来在区内金融地位的起跌。

基于可转债中包含的美式期权特征，本文认为先分解可转债价值再作独立估价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与此相对，二项分布数值定价模型能较好地融入可转债的各项附加条款，并处理定价中可能出现的股价路径依赖问题。本文描述了各种附加条款的模型处理方法，并针对国内证券市场的实际，讨论了理论模型的适用性问题。

迄今为止，大量关于FDI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FDI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关系，FDI的技术溢出效应，FDI流向及其风险研究，很少有文献论及到FDI融资本地化问题，以及FDI融资本地化所引起的东道国经济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安全隐患。本文依据中国的逻辑证据揭示FDI融资本地化对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我国金融安全风险积聚，并提出处理FDI融资本地化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

结合Galor和Zeira（1993）和Banerjee和Newman（1993）研究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模型，本文分析了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性导致的社会群体分化和经济增长的特征。本文首先规定债务契约既需要贷款监督成本又要求贷款抵押品，然后发展了新的交叠世代模型，研究了由于金融市场的此种不完善性，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对长期中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于这种金融市场不完善性所产生的信贷配给，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绩效在长期中也依赖于初始的财富分配。整个社会由于初始财富水平的不同最后分化为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三个集团。贫富差距对人均收入有不利影响，而中间阶层占总人口比例对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经济效率是正向联系的。因此，培育发展中产阶级，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减少贫富差距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有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