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一般都假设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y ? y*)^2 ，但实践当中对中央银行来说，产出水 平负向偏离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远比经济膨胀所造成的压力大。因此，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往往是非 对称的。这种对产出偏差的不对称调控同样会形成系统性的通胀偏好，进而转化为公众的 通胀预期。 长 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复杂多变，经济发展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易 宽松而对收紧则 会保 持充分的谨慎性，具体就容易表现为 对产出水平正负偏离的非对称调控。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在 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 非对称目标函数对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可能引发的通胀预期进 行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的 SVAR 模型，采用 Narrative 方法和脉冲反应函数，在分解和识别货币政策 冲击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发现：货币供给水平政策的实施较为随意，宏观调控效果较差； 货币增长率存在盯住通胀的规则，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而持续的效应；央行的名义利率政策同时盯住通胀和实际产 出，宏观效应较好，然而对通胀表现出正负交错性效应。然后，在估计中国货币政策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货币 新凯恩斯模型，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利率下不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现：相对于数量型货币供给规则，名义利率 货币规则能最有效的调控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且不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基于此，我们给出了中国有效货币政策规 则的设计。

本文运用ADL模型实证检验1995-2004年中国和世界主要股市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在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与西方主要成熟股票市场相比并不异常。经过检验发现，股票收益与实质经济和货币政策都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并不支持代理假说；同时，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货膨胀提高了实际收益，通货紧缩降低了实际收益，通货膨胀幻觉是导致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呈现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本文从汇率升值预期的视角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并存的状况。通过结构VAR模型，分别利用全样本数据（1996年1月-2009年12月）和子样本数据（2005年7月-2010年12月），分析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外来冲击（石油美元价格）及汇率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效应。全样本数据表明，我国的通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引起的，子样本显示了汇率等外部冲击和货币冲击的效应明显，这表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降低国内通胀有比较强的解释力。但现实是人民币升值和通胀压力并存且不断加大。本文通过货币替代效应和资产价格效应从汇率预期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胀起到不降反升的原因。

美国推行超常规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 国尤其是持有大量美元债权的国家对美元国际储备资产安全性极其关注， 探索国际储备货币 稳定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着重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和美元国际储备资 产稳定性，并探讨规避“特里芬”难题的条件。理论研究表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当美 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备占 GDP之比增长率之和大于或者等于美元收益率时， 美元国际 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可以规避；相反的，当美国经济增长率与美国黄金储 备占 GDP 之比增长率之和小于美元收益率时，美元国际储备不具有稳定性， “特里芬”难题 必然激化。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或者等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 率之和时， 美元国际储备与实际 GDP之比的动态路径将收敛， 美元国际储备具有内在稳定性； 相反的，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时，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将难 以保证。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同时，世界黄金储备增 长率尽管高于同期的美国黄金储备增长率，但仍然一直低于美元收益率水平，表明以美元主 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逃脱崩溃的厄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都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 表明在现代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偏离 可持续水平。未来美国婴儿潮引发的“银发海啸”及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将促使财政债务压 力更大，美元收益率由于国债规模膨胀而持续上升，如果没有出现新的技术革命，那么未来 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通货膨胀率与美元收益率之和的趋势将难以改变， 美元主导现代国 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难以维持。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地推行的通胀目标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价格的发散以及全球性通胀，利率的长期偏离又引致投机的盛行，低效的投资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当这种短期性增长不可持续时，经济将以危机收场，最终恢复至本来位置。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了具有非零通胀稳态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新凯恩斯模型，研究了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分析表明：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通胀，财政支配机制中的最优通货膨胀正向偏离稳态，而这种偏离是以财政对因通胀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性影响的效用补偿为前提的，即当财政对社会存在效用的补偿时，才具有正向偏离稳态的最优通胀，这是“适度的通胀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唯一理由。同时，最优的实际利率大于零，且最优的名义利率为通胀与实际资本回报的比例之和，财政的补偿性效应的存在并不对利率和通胀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即财政补偿效用和实际利率是对通胀所产生的资源配置的扭曲性影响的对价补偿。分析同时还表明财政和货币协作是治理通胀和平抑波动有效政策方式，通胀和利率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长期的偏离不导致社会福利恶化的唯一可能性条件是财政对社会的效用补偿。

本文研究的是利用支出比重法和动态因子法建立纳入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指数。通过比较分析1998-2010年纳入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指数与当前通货膨胀指数之间的异同，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目前通胀水平被低估，尤其是在通胀高企的时期；加入房地产、大宗商品价格的通胀指数与目前通胀指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应将房地产价格波动纳入当前通胀指数，并部分考虑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的影响；动态因子法是构建纳入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测度的较好方法。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推行通货膨胀目标政策，导致了今天的资产泡沫，价格的发散以及全球性通胀，而利率的长期偏离又可能再一次将世界经济拖入泥潭。本文建立了具有工资和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小型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货膨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表明：开放经济中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为负的零边界，与之对应的最优名义利率为通胀与资本的实际回报比例之和，通胀和利率成配对最优关系，即通胀政策要求与之匹配的利率政策；同时，在开放经济中，Ramsey均衡的通胀和利率政策对本国的一价定律缺口及本国的贸易条件具有改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紧缩型的最优通胀和大于零的最优实际利率会引致开放经济中本国处于不利的外部均衡位置，而是具有更多的贸易条件优势，更重要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Ramsey均衡的通胀和利率政策将会使本国汇率具有贬值趋势，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稳定的优势。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