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黄金具有商品、货币和避险的多重属性。在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中，黄金表现出了较强的货币和避险属性，而过去的研究很少有涉及到其避险属性。本文就当前货币体系下的黄金定价问题，综合考虑了黄金的大宗商品、货币和避险属性，将黄金价值分解为：商品基准价值、基于汇率的“隐性货币价值”、主权国家信用违约的风险溢价，并分别以大宗商品CRB指数、美元指数USDX和美国国债CDS利差等资产价格作为代理变量对其进行定价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研究表明：美元指数USDX负向驱动黄金价格，大宗商品指数CRB、美国国债指数CDS正向驱动黄金价格；其中大宗商品指数CRB滞后一阶、美元指数USDX滞后一阶、美国国债CDS利差滞后二阶价格信息对黄金价格的影响最显著。研究还表明：黄金价格波动率存在聚类性、长记忆性，但不存在非对称性。

资产价格波动会影响企业净资产，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会恶化企业资产负债表，提高企业融资成本和降低企业资金需求，引起投资和产量萎缩，实体经济下滑。本文得到的宏观经验事实是资产价格波动单向影响实体经济波动，为此构建资产价格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提供微观经验证据。结果表明：资产价格波动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并没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而只是冲击到融资能力弱的企业；实施新会计规则之后，资产价格波动借助资产负债表渠道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效果更明显。政策内涵是：公允价值会计规则会借助资产负债表放大资产价格波动效应，需要通过资本缓冲、前瞻性储备和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来解决；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需考虑私人经济主体是否具有资金需求，纳入资产负债表信息到政府经济政策框架中。

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黄金具有商品、货币和避险的多重属性，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黄金表 现出了较强的货币和避险属性。就当前货币体系下的黄金定价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各大类资产时间 序列定价（大类资产定价）的新思路，模型综合考虑了黄金的商品、货币和避险属性，将黄金价值分解为： 商品基准价值、基于汇率（货币篮子）的“隐性货币价值”和主权国家信用违约的风险溢价，并分别以大宗 商品CRB指数、美元指数USDX和美国国债CDS利差等资产价格作为代理变量对其进行定价研究。向量自 回归（VAR）模型研究表明：美元指数USDX负向驱动黄金价格，大宗商品指数CRB、美国国债指数CDS 正向驱动黄金价格；其中大宗商品指数CRB滞后一阶、美元指数USDX滞后一阶、美国国债CDS利差滞后 二阶价格信息对黄金价格的影响最显著。研究还表明：黄金价格波动率存在聚类性、长记忆性，但不存在 非对称性。

融资瓶颈限制了汽车金融公司规模扩张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证明，资产证券化是解决汽车金融公司流动性的有效途径。我国处于尝试阶段，目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资产证券化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探讨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引入汽车金融公司资产证券化问题；其次结合上汽通用案例分析国内存在的不足；再次从资产证券化操作流程进行理论分析；最后从管理层、汽车金融公司、相关参与主体和金融市场四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我们从美国1998年的情况中发现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把国家储蓄转变为资本投资方面，如果最初的中介方式失败了，其他的一些方法可供后备选择。1998年，美国的银行业取代了资本市场的地位。往常出现的情况跟这正好相反，即资本市场取代了银行业。美国十年前大多是这种情况。

薪酬激励制度作为在公司治理中改善股东和高管之间代理关系的重要措施，在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被2008年至2009年期间的金融危机中高管们频繁的过度冒险行为暴露出，其虽然解决了单个银行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是却加剧了银行股东与债权人（社会）之间的代理问题。中国银监会等监管机构所颁布的监管措施仅仅是以一种仇富的心态对于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予以控制，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银行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中的根源性问题。同时，这种仇富的监管反倒会在改善银行公司治理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代理问题方面倒退。

本文从交易者预期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微观假定入手，考察交易者异质性预期和其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央行干预的相应影响效力，为理解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理提供进一步的依据。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预期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2006年7月之前，人民币的持续升值是在基本面分析者的主导作用下汇率向经济基本面回归的结果，而2006年7月至2008年9月期间，则归咎于技术分析者的强烈升值预期的推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者主要为基本面分析者。进而，结果表明，央行干预对市场参与者存在以下影响：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提高技术分析者保持原来特征的概率，从而提高技术分析者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将会降低基本面分析者对人民币汇率向基本面水平回归的预期程度。据此，本文认为，从市场机理的角度来看，汇改后央行干预强度的减弱，及其所导致的外汇市场中持有不断加强升值预期的技术分析者占主导地位等因素是推动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扩大的重要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单一利率政策的不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似乎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对于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中国，目前利率究竟能在宏观经济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事实的研究方法，本着“用数据事实说话”的基本经济学研究理念，尝试从众多的历史宏观数据中提取一些规律性的典型事实特征，找寻实际利率与宏观经济重要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并试图得到一些启示或政策建议。

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明显不同的是，目前全球经济似乎已较快地摆脱了持续低迷的威胁。与此同时，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和经济的较快反弹反而增加了各界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深入分析M2较快增长的具体成因及其M2调控目标的可实现性等问题是摆在宏观决策者面前的重要现实课题。本文结合经典的货币银行学理论，试图通过对历史经验数据的洞察，从内部结构层面对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控制后特别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进行剖析。

母国监管已经成为在设计和建构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原则。在采用此原则的欧盟跨国银行监管机制中，监管权力与监管责任、监管成本的错位，使得金融监管风险以及损失承担的分配不当。这场危机暴露了在这一原则下，东道国金融体系对于那些跨国经营金融集团的母国监管节制的脆弱性。所以，在现行欧盟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之上，应当引入注重影响效果的监管机制作为原有的以实体为基础的监管机制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