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缺陷，并 得出了存在明显分歧的结论。同时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过短导致研究结果显著性 差。本文通过计算基尼系数，选取金融产业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 将时间序列数据扩展到1952-2008年，对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 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水平与收入不平等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中国 存在扩展的库兹涅茨倒U效应，控制变量的加入显著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因 此，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应进一步发展金融，更应对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综 合治理。

论文利用金融危机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分析了女性董事的风险规避倾向是 否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论文通过对 2007-2009 年 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 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投资水平下降的更快，而且这种效应主要集中在过度投资 的公司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比率高的公司倾向于通过减少长 期借款来规避债务风险。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女性的风险规避 意识有利于减少公司的过度投资，降低债务风险，帮助公司规避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本文丰富了我们对公司投资行为的认识，以及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利用2006年10月至2010年9月的日数据，建立金融市场的EGARCH 模型，检验了我国中央银行沟通对金融市场预期的引导效应。结论表明：我国中 央银行沟通已能够引导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预期形成；口头沟通与书面沟通相 比，后者的效力更强一些，并且在口头沟通中，央行行长比其他人更能影响金融 市场预期。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沟通可以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种新工具。

本文分别研究了“有价格粘性”和“无价格粘性”两种条件下我国金融加速效应的表现， 得到的结论是“价格粘性”和“金融加速器”都是影响我国经济变量冲击结构变化的因素， 但“金融加速器”影响能力远小于“价格粘性”的影响。总的来看在“价格粘性”的假设下， 放大了各个冲击因素对通胀、 利率的 “金融加速器” 效应， 缩小了各个冲击因素对产出的 “金 融加速器”效应，而各个冲击因素对投资和消费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表现不同，有放大， 也有缩小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的金融霸权未被金融危机动摇，突出表现在美国仍然掌控货币霸权、金融机构霸权、国际金融话语霸权等，且美国继续滥用其金融霸权地位。而欧洲则深陷欧债危机，其主要原因包括欧洲国家自身经济失调、欧元区内部的不平等地位和国际评级机构的不公正评级等。我国应根据美欧金融形势和经验教训，坚持稳中求进，深入实施扩大内需，转变经济结构，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稳健发展虚拟经济，合理制定与调整我国金融业发展战略，加强我国金融业实力和地位，注意对国内金融创新的监督，构建我国金融业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本文通过我国股市的高频数据和相关性分析来研究市场群体的学习和心理行为。我们根据心理学中的操作性条件反射，首次提出一个交易性条件反射的概念，用成交量-价概率波方程中的成交量概率来计量市场群体交易性条件反射的强度。我们发现：总体来说，平均收益率与交易性条件反射强度变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市场群体对收益率的心理预期显著地表现了卖出的处置效应和买入的羊群行为，并且该“羊群”对价格趋势的心理预期明显地大于其反转的；第二，我们还发现在细分后的某一时期，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我们用条件反射来解释他们的交易行为“异象”。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指标的决定因素，证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我国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其中财政赤字对经济货币化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重新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以股票资产交易量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政府的扩张性支出行为驱动的金融发展即使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而不是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不容乐观的。

我们研究了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根据公司行业、规模、面值市值比和股权集中度等划分的各种成分投资组合的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选取各种经济变量作为预测变量，中国市场投资组合和各种成分投资组合都存在显著的样本内和样本外可预测性。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金融与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等行业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特别强，小市值、低面值市值比和低股权集中度的投资组合也非常容易预测。对于成分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我们给出了两个经济解释：（1）基于样本外可预测性分解，我们发现条件 CAPM 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性风险溢价可预测性可以解释成分投资组合的大部分样本外可预测性，高系统性风险暴露的投资组合有较高的样本外可预测性；（2）基于 Hong, Torous, and Valkanov（2007）的信息流动摩擦理论，我们发现行业集中度可以显著解释行业投资组合间的可预测性差异。

《再售》一文使用了金融领域的前沿理论，但在理论的诠释与应用上产生了问题。首先，在未能正确理解异质信念概念的条件下，以错误方式选择了异质信念的代理变量，并且使用它来表示再售期权。其次，使用了一种动态剩余收益模型来估算投机泡沫的，却忽略了该模型关键性假定前提在中国股市基本不具备的事实。此外，在设计模型解释现象时，未能立足实际把握中国股市的深层问题和矛盾，却把研究重点转至投资者心理预期上。最后，使用异质信念来表示再售期权，却基于隐含了同质信念假定的动态剩余收益模型来估算投机泡沫，并将这样产生的两个变量整合进入核心模型中。这样，在模型中便包含了两个对立的假定前提。这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陈国进教授等无法自圆其说。

从世界经济变迁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有粗放模式的经济高速发展。经过技术创新形成较强的产业链，从制造大国转向金融强国和科技强国。像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模式能够成功转型并非是件易事。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更多是销售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多年以来，我国的外贸顺差的压力都比较大，这两年贸易摩擦事件频繁。当企业的成本优势消失之后，中国公司将在其他领域竞争。然而，企业在持续的创造工艺能力、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及相应的制度变迁，每一步都离不开金融行业的支持。从历史上看，债市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股市要想吸引社会资金的投资必有价值和政策的明确性。可现阶段的经济和股市告诉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效应下，中国的债市发展的路途更加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