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共同富裕本质特征和数字普惠金融核心价值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理论逻辑，并进一步通过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份共同富裕实现指数。利用这一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包容性增长则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环节。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强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于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为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因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守正创新发展有助于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科技是增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引擎，但商业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发展金融科技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本文在手工收集并人工判别每家银行与科技公司合作情况的基础上，以 2011—2019 年间 334 家区域性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 PSM-DID 模型，实证考察了合作模式对商业银行的经济后果，给出了支持委托代理观点的证据：合作总体上会降低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提高不良贷款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结合合作双方特征和业务与技术合作的对比分析，针对委托代理问题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当作为代理方的科技公司能够自营贷款业务或同时与多家银行合作时，或者当委托银行的金融科技实力或话语权较弱时，委托代理问题及其负面影响更明显；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以联合贷为代表的业务合作中，而能够显著提升银行金融科技能力的技术合作对银行经营表现并无负面影响。本文不仅立足科技驱动金融创新的独特情境，拓展了金融中介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为科学评价商业银行选择不同模式发展金融科技的经济后果和为监管层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的必要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普遍信任是影响包容性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普遍信任和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包容性金融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度。

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Carbon dioxide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CO2ETS)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旨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获取 2007年至 2020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采用滞后型双重差分法，我们发现，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经过一系列稳健型检验，本文的主要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我们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金融化：信息不对称和企业投资机会。在异质性分析中，我们发现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金融的抑制效果更大。本文得到结论，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实现减少 CO2 排放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的双赢局面。

在我国城投债市场中，商业银行是主要的投资者与承销商。本文认为，城投债承销业务中存在收益与风险相分离的现象，即承销银行获得了承销收入，而债券违约风险主要由投资者承担，这也激励银行积极开展承销业务。而城投债的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因此加剧了银行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2009-2019年23家银行及其承销的2476支城投债的季度面板数据，对该风险传导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证实（1）城投债利差对承销银行以及银行系统性风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银行承销业务的地理集中度会影响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且短期与长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3）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城投债的风险溢出效应。因此，建议进一步明确银行承销业务的责任，避免承销产生的风险外溢。其二，应避免银行城投债承销业务的快速扩张，并稳步构建合理的城投债承销网络。其三，优先化解经济下行地区的城投债风险，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形成。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对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推动金融体系脱虚向实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及不同实体行业效率的影响，并基于中国银保监会官网金融许可证信息爬取的258772条金融机构数据，结合499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构建金融供求结构指标，从金融供求结构的视角考察金融科技脱虚向实的影响渠道。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推动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对金融支持第三产业效率的影响较为明显，各种稳健检验均支持这一结果。在金融供给端，金融科技从增强金融机构竞争程度、提升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缓解资源错配三个维度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在金融需求端，金融科技通过增强企业贷款可得性、深化实体行业与金融业关联程度改善金融需求结构，从而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最后，金融科技的脱虚向实作用在对外开放水平低、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较少和创新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金融科技的应用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金融供给结构的不平衡提供了契机。

当前，绿色金融备受关注，然而该领域的基础理论非常薄弱。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由于污染的外部性问题，环保的主要力量应当是公共部门而非金融系统。然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发展绿色金融？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有效制定政策、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的基础。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出与公共部门环保投入的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框架的绿色金融理论模型，对经验事实给出了理论解释。模型指出，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担功能使其具有独特的长期增长效应，是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必然选择；而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从理论层面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绿色金融？”的问题，为绿色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提供了可借鉴的框架

本文利用中国2001-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分别检验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只有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会促进产业增长；而金融结构只有与特定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时，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最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这意味着，最优的金融结构安排，不仅要满足产业的融资需求，还必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本文采用全国31个省（市）1987-2016年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来衡量不同地区发展水平，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地区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会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在中低地区发展水平区域，金融发展会抑制当地经济发展；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国有部门与其他部门的“人才错配”、制度质量和营商环境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双重门槛”效应；第三，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ᨀ高，金融发展对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而当地区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时，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的ᨀ高会抑制当地的经济增长。

本文在地级市层面考察了中国地区间金融扩张相互影响的特征和机制。金融资源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晋升激励机制影响下，地区间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会导致金融扩张在地区间存在竞争效应，从而同属一个省区的不同地市金融扩张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部分金融机构可以开展异地业务，从而使得地区金融扩张也具有溢出效应，地理邻近地区金融扩张存在负相关关系。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 2005-2011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精巧地构造空间权重矩阵，识别出地区金融扩张同时存在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