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具有长记忆性意味着它是可以预测的，因此市场不再是有效的。然而，政府的政策往往会对股票市场的长期特征及走势产生冲击，甚至形成结构突变。不考虑政府政策的影响，很可能对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做出错误判断。本文在考虑股市收益率结构突变的基础上检验其长记忆性，分析了中国股市长记忆性的变化及其突变背后的政策原因，并用长记忆参数大小来表示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的程度，深入研究了政府干预对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回顾了利用不同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对汇率制度演变、假说与争议以及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发现，一，由于汇率制度分类方法的不同，经验研究对汇率制度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二，同样由于分类方法的不同，经验研究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宏观经济表现也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并且，经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之间存在非常大的鸿沟；三，一国政府在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不一致极大地影响了一国的宏观经济绩效。这些发现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不同汇率制度的优劣和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研究。

本文以利率期限结构信息为解释变量，对中期国债的风险溢价建立预测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因子和曲度因子对中期国债的月度风险溢价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利用该预测模型建立的模拟债券组合，与市场指数及债券型基金相比，取得了较好的业绩表现。

本文首先结合我国期货市场的实际，尝试引入香港期货市场的交易风险管理模型，依据价格变动量来确定期货保证金水平。利用GARCH模型对EWMA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衰减因子λ进行测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运用改进的模型，选取我国期货市场上三种期货合约交易数据进行测定，发现不同品种的衰减因子有显著不同，故对不同合约应有区别地采用相应的衰减因子，使期货交易保证金的计算模型更具针对性和准确性。其次对本文建立的保证金模型的预测值、香港交易所现行的保证金模型的预测值和期货价格的真实波动值三者之间进行比较表明，本文所构造的保证金模型相比较香港交易所现行的保证金模型可在保证不降低风险覆盖率的基础上减少保证金的收取水平。

新兴的中国股市常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的结构突变。本文运用结构突变检验研究了中国股市波动率的特征，结果发现中国股市的波动率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点，不同时期的波动率模型分别表现出相异的特征。在样本外波动率预测中，基于预测误差损失函数和风险管理损失函数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波动率模型在结构突变发生时的预测效果，发现基于结构突变的波动率模型预测效果较好。

本文构建一个由策略交易者、趋势跟随者、流动性提供者以及套利者组成的多期多市场决策模型，分析在股指期货推出时间给定的条件下，推出前后大盘价格的变动。我们发现，股指期货的引入对股票现货市场的短期效应受市场跟风行为的强弱，即羊群效应大小的影响。当跟风程度较弱时，股指在期货推出前短期下跌，推出后继续下跌；而当跟风程度较强时，股指在期货推出前短期上涨，推出后则下跌。由于国内投资者具有很强的跟风倾向，该模型预测股指期货在推出前短期内将抬高大盘，推出后则压低大盘。另外，股指期货的推出也可能降低市场的波动性。

本文目的是研究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近些年的公司治理文献中，“隧道效应”，即公司控股股东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以自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中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考察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内部股权结构与外部法律和监管——对该效应的抑制，并分析了它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最后利用我国110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理论模型的预测。实证表明，好的投资者保护和适当的股权结构都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

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对中国A、B股市场上成交量、收益率与波动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基本结论如下：2001年后，随着B股市场的开放和QFII制度的逐步实施，成交量、收益率和波动率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都显著增强；成交量对当期收益率预测能力也有了显著的增强；成交量与波动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中国A、B股市场一体化程度2001年后有了明显的提高，但A股市场的投机性仍比B股市场严重。

本文以2005-2006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盈余预测为样本，研究了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所存在的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分析师总体上对盈余存在乐观预测，第二，随着盈余预测分析师数目的增多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的减少，盈余预测准确率能有效提高。第三，分析师对某些行业版块上的预测存在着反应不足或过度反应的现象。

本文从简单技术规则视角运用新兴的计算实验金融方法研究了收益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在构建仿真模型并进行多组实验后，研究发现技术规则通常能够收获超额收益。该现象表明收益时间序列存在可被简单技术规则侦测的部分。在分析潜在的因素后，研究认为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及行为是造成收益可预测性的原因。该结论支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相关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