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在截面回归中，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 在传统 logit 模型 基础上添加股票市场变量（ 超额收益率、波动率和价格 ）并采用改进后的模型对我国企业破产风险进行实证 研究 。 同时文章还考察了 抽样 方式对 logit 模型在破产预测方面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1） 引入的股票市场变量 统计意义上 显著且能提高模型的拟合度，表 股票市场变量确实包含有用的破产信息( 2) 在 logit 模型中加入股票市场变量 不仅 能够 显著 提高模型破产预测的准确率，也能显著增加模型的破产信息含量( 3) 随机 抽样 的 logit模型破产预测的准确率更高 、 模型的破产信息含量也更多。

社会名人在资本市场上是否能通过其声誉机制起到提高公司业绩和促进公司治理的作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手工整理的 2006-2018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关联的数据，研究娱乐明星关联对上市公司绩效和治理的影响，并探究上市公司建立该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1）从短期来看，与明星建立关联的上市公司会有正的超额收益，且关联的明星名气越大、二者的关系延续时间越长，则其市场表现就越好。（2）从长期来看，关联公司的业绩并没有变好，且更可能进行财务重述和受到更多的行政处罚，这说明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公司其治理水平变差。（3）建立娱乐明星关联可能是通过吸引散户投资者、分析师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和媒体报道更多的正面新闻而抬升了股价。（4）“股份减持”和“择时关联”是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的两大动机。一方面，在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关联后，大股东会进行更多的股份减持；另一方面，公司更倾向于在较差业绩的财务公告前和债券发行前宣布与明星建立关系 。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娱乐明星”视角推进了“名人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理解上市公司与娱乐明星建立各种关系背后的动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本文也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部门如何监管和治理资本市场中与娱乐明星有关的乱象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启示作用。

文献表明卖方分析师在对基金重仓持股进行盈利预测时,现有基金客户的佣 金压力会迫使其发布乐观预测，而本文进一步发现，分析师还有争取潜在客户佣金的压力，这会抑制佣金压力所导致的乐观偏差。那么，分析师面对这两种利益冲突时，就需要权衡。故本文首次研究了券商与基金的不同客户关系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影响，验证了分析师对基金持股预测时的这种权衡效应;并首次提出了“佣金利益冲突假说”，探讨了这种利益权衡对分析师择时的影响。本文结论：首先，佣金压力会迫使分析师对现有客户持股做出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潜在客户持股则能够对分析师形成压力抑制乐观偏差，部分地缓解佣金压力的影响；其次，不同经济环境中，这种利益权衡仍然存在，并导致分析师的择时行为：在好时机时，佣金压力和潜在客户压力对分析师的影响均会增强，前者导致分析师倾向发布更为乐观的盈利预测，而后者使分析师面临更大的利益权衡；最后，在截面上，明星与非明星分析师、高与低券商声誉分析师之间表现出不同的利益权衡和择时模式:时机转变时，佣金压力影响明星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非明星分析师，而潜在客户压力影响非明星和低券商声誉分析师的程度显著高于明星和高券商声誉分析师。

公募基金是实现个体投资者机构化，以达到改善市场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由于忽略了基金管理能力存在差异，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公募基金可以改善市场定价效率。本研究以 2005-2020 年中国市场数据为基础，构建了股票的持股基金质量指标（而非权重），并研究了该指标对未来表现的预测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持股基金质量的股票表现显著优于较差的股票，基于该指标构建的套利组合可以获得年化 14%左右的超额收益，且该现象不能被基金持股权重、中国市场系统性风险和其他定价异象所解释。本文首次发现了公募基金提高了市场定价效率的直接证据，拓展了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的研究。实证结论意味着市场中仅有一部分具有有效管理能力的基金改善了市场质量，因此优化基金产品评价以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对于加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正面作用有着深远意义。

准确度量货币政策是研究货币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前提，也是货币当局进行政策制定和与市场沟通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部分法定准备金率制度下现代信用货币派生和调控机制 构建 “潜在货币上限”和 “超额货币增速 ”两个指标系统度量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扩张力度和市场对于货币宽松程度的感受。我们发现 “潜在货币上限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扩张力度指标 其对从量的货币中介指标如社融增速和M2增速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而 “超额货币增速 ”作为货币政策 宽松幅度指标，其对银行间市场价格类货币中介指标 如 3个 月Shibor利率和7天回购利率具有显著引领作用。通过进一步回归分析我们发现“潜在货币上限 ”和 “超额货币增速 ”对于主要货币中介指标都有明显优于其它常用预测指标的预测效果。在此基础上我们 使用这两个指标为经常困扰资本市场的“央行阔表是紧缩，缩表是宽松”现象提供了一个有效解释并借助VAR分析深入探讨了货币政策对于信用扩张和市场利率的动态效应。本文为货币当局进行政策 制定和与市场沟通提供了有效工具。

本文基于城投债和地方债的发行和交易数据构建了各省地方债务风险综合指标，发 现各省风险有共同的趋势，存在风险联动现象。为了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省际风 险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含外生变量的结构化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来识别风险传 导途径和重点风险地区。实证发现本文设定的风险关联关系矩阵是地方债务风险传 导的重要途径，可以很好的解释地方债务风险的共同趋势。进一步地，我们通过广 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衡量了各省的风险传导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 现吉林省风险正向冲击对其他省份有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本文还从地方财 政收入构成角度考察了影响地方债务风险传导性的主要因素。本文的研究为防控和 治理地方债务风险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通过构建多因素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研究了我国开放式主动管理股票型公募基金的管理有效性。研究发现：（1）公募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情况下获取高于股票市场组合的超额收益率。（2）基于历史收益和持仓数据构建的指标能有效预测基金的未来表现。（3）通过组合这些指标构建的基金管理能力评价体系，择优基金的未来表现显著优于现有的基金评奖体系。这些结果表明，公募基金作为散户投资“机构化”的重要渠道，可以显著提高投资人的收益表现，且基金的管理能力可以被合理的评价体系事前甄别。本文为探讨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提出的评价体系为帮助监管机构提高公募基金市场资金流配置有效性，阻止资本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通过从我国22种商品期货提取隐含的便利收益率时间序列，我们发现，期货市场的便利收益率的前两个主成分可以在样本内和样本外显著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率。在控制了利率、M2货币增速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我们也用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各品种指数、南华商品期货大类指数，以及美国商品研究局商品期货指数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了样本外预测，结果表明这些指数对于预测我国通货膨胀率同样效果显著。基于商品期货价格的预测模型都明显优于本文的基准模型和朗润预测指数。这表明我国商品期货市场包含了与通货膨胀率相关的重要信息，可以作为未来宏观形势走向和政策实施的重要参考。

本文发现，股票回报与公司的气候变化暴露水平之间存在可预测的关系。投资者并没有充分利用公司的气候变化暴露信息；那些暴露水平更高的公司，未来的回报更低。基于此构建的多空组合，能产生0.5%的因子调整后回报。本文排除了对冲气候变化风险、碳风险定价以及对ESG风险的担心等一系列替代解释。本文发现，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在近期的提高，削弱了这种可预测关系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