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技术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10.3%；SRISK 份额最高的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 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资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上升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上升0.34%，支持了“降杠杆”政策，这一结论对是否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都稳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但对小规模银行更有效。我们还观察两个银行机构特征，银行主动承担风险使得银行自身系统性风险上升，帮助企业发现债券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不会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利用省级和城市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的确存在显著负作用，风险上升的省份和城市经济作用更显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探究法律制度变化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民法 典》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地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对企业 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通过减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了股 价崩盘风险。进一步通过三重差分法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市场 化进程较快、政府关系程度较强的地区，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相 对更大。因此，法律制定者在进一步完善担保物权制度时，应当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化措 施，从而促进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救助财务困境企业有助于恢复市场微观主体活力，进而保持金融和社会稳定。但区别于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所开展的顺周期投资，困境企业救助属于逆周期投资，具有更高的行为风险和经营风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困境企业救助专业性机构，如何开展投资前的救助对象筛选与投资后的风险控制，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18家财务困境企业救助的多案例编码研究及典型交易模式分析，构建了财务困境救助的投前企业筛选与投后风险分配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投前企业筛选主要识别抵偿价值、经营恢复价值和重组价值，投后风险控制关注行为风险抑制和经营风险分配。本文研究成果对逆周期投资价值识别、风险识别与控制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社会机构参与困境企业救助有实践意义。

近几年， 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明显趋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海量数据需求， 促使数据行业快速成长。 而数据机构作为数据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不断地渗入到金融服务领域之中， 改变了金融行业的结构， 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 同时也产生了包括数据隐私泄露、 算法歧视、 数据垄断等在内的一系列风险。 如何做到既鼓励金融机构利用数据机构的服务实现产业赋能， 又有效规避双方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 成为了大数据时代金融监管的研究热点。 本文首先按照金融机构与数据机构合作的四大主要应用场景具体分析了数据机构在金融领域的功能， 以及双方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隐患。 其次， 本文选取美国、 欧盟、 英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五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详细梳理了国际上为了防范第三方数据公司为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相关的监管经验。 最后， 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国内对于金融领域第三方数据公司的监管现状， 以及我国国情， 提出四点监管对策建议。

过桥贷款作为一种短期、临时性的非正规金融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有着多重影响。本文利用特有的银行贷款数据，识别样本区间内超过20%的上市公司有使用过桥贷款。证据表明，市场过桥贷款供给越多，实际不良贷款率与披露不良贷款率的相关性越弱，存在更大的隐性金融风险。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与企业的两部门三期博弈模型，系统地分析过桥贷款的宏观经济效应。模型发现，银行因过桥贷款会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而加剧了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过桥贷款对投资具有双向效应，一方面增加银行续贷可能、缓解部分企业的流动性短缺而促进它们的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短期融资成本、引发更多企业的流动性问题而抑制了投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过桥贷款增加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因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监管力度相比投资最大化下的最优监管力度更大。

随着金融市场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渗透，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在阐述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接着，运用S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 互联网金融发展主要通过影响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影响银行的成本收入比，进而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且它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存在“期限结构效应”，即互联网金融发展在短期内会增加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但从中长期来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不大，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银行可作为互利共生的事物共同发展。 最后，本文分析了结论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深入探讨了“信贷所有制歧视”现象的微观机理。本文实证发现，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债务成本显著更低，且该成本优势源自国有控股权的“政权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一方面，政府向国企提供隐性担保和资源倾斜，并能直接干预银行决策；另一方面，特殊的监管激励机制使国企信息更真实、风险偏好更弱，有更低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以上机制使银行信贷预期损失更低，交易成本更节约，“隐性合约收益”更大，因而会向国企提供更优的信贷条件。可见，“信贷所有制歧视”是当前制度下国企、政府和银行三方利益互动、理性选择的结果。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掌控，削弱其与国企间的利益关联，并从制度上增强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信贷所有制歧视”难题。

本文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家族控制权特征与银行信贷合约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家族控制权寻租效应和效率效应的适应性情景，结果发现，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和超额董事席位两种控制权增强机制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程度越高，其获得银行信用借款的比例越低，获得担保借款比例越高。家族对企业的超额控制权传递着公司未来预期和信息风险，增加了银行面临的代理成本，属于寻租观而非效率观。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控制程度与银行信用借款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具有政治关联、较高公司声誉和公司透明度的企业中会降低。地区法律制度水平会降低家族超额控制引发的代理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银行业腐败会降低银行对借款企业超额控制所引发的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力。此外家族控制权结构影响企业信用借款的机制是通过提高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来实现，家族对企业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违约概率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