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投资顾问（RIA）能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帮助其决策，已出现在多种投资平台上。利用2020和2021年中国最大投资平台的账户数据，本文检验了机器人投资顾问提供的不同服务。总体上看，机器人投顾的使用率越高，未来的净收益和风险调整后收益也越高，资产更多元，风险也越高。和信息服务相比，建议服务能对未来交易行为产生更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机器投顾的建议比较简单，容易理解，因此能更好地被遵循，这与信息服务提供的海量信息形成对比。本文没有发现现有机器人投顾能移除行为偏差的证据。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力量，通过市场资金的流动，起到联通、协调不同行业发展的作用，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有待优化、风险管控能力有待提高、业务和产品创新能力面临考验等问题，制约着银行效能的发挥。如何找到银行经营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契合点,抢抓历史发展机遇，发展壮大自身，成为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2007至2016年共10年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和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风险调整后的投资业绩测度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以上市公司高管基金行业背景校友数量和滞后持股基金投资能力为工具，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揭示了持股基金投资能力差异对股票价格的因果性影响。计量分析发现：（1）高水平基金持股显著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性，持股基金投资能力越高，股价整体波动性和特质波动性越低；（2）控制投资能力以后，基金持股规模与股价波动性正相关，即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股票价格反而波动越剧烈。

随着“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公募基金行业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截止到2016年9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公募基金管理公司107家，基金总数达到3415支，资产达到8.83万亿元。“互联网+”基金作为新兴事物，既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基金行业的发展，又为基金行业提供了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的新的投资思路。对互联网+基金的绩效评价重要性日益凸显。 运用绝对收益指标和多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指标、CAPM单因素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进行业绩归因分析，重点考察了由大数据因子产生的超额Aalpha情况，并针对实证结果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开展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互联网+”基金绩效评价的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2014年6月16日至2016年9月30日，“互联网+”股票型基金的绝对收益率要优于比较组，风险收益和波动率弱于比较组；通过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超额收益显著优于比较组。同时，基金所依托的不同互联网数据平台，对投资风格也有所影响。

本文基于贷款市场空间竞争模型，结合多元所有制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探讨政府强化竞争政策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作用。研究表明：国有银行的均衡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较低，市场份额较大，但是较低贷款利率会降低国有银行的期望经营利润。强化市场竞争通过削弱两类银行的垄断定价权而降低均衡贷款利率，并且私有银行的贷款利率和经营风险下降更明显。国有银行的参与通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来增进社会福利，特别在市场竞争不足时，社会福利水平会得到大幅提升。

本文对一类挂钩任意标的指数含敲入敲出期权结构的非保本浮动收益凭证进行分析。具体求解了当标的指数价格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时敲入和敲出期权的解析价格。实证采用三种跳扩散模型和核密度估计方法，利用标的指数历史价格数据，蒙特卡罗模拟收益凭证的风险与收益。研究结果表明：(1) 收益凭证嵌套的敲入和敲出期权的解析定价和蒙特卡罗模拟价格吻合，其中向上敲出看涨期权价格接近于零，向下敲入看跌期权价格较高，后者是收益凭证主要风险和高票息率的来源；(2) 对数正态、均匀分布跳扩散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不错，能较好地模拟收益凭证的风险和收益；(3) 该收益凭证过去运行的两年间为溢价发行，发生敲入和亏损的概率非常高，建议投资者谨慎参与。

政策性农业保险以其金融杠杆的优势，辅以财政补贴的政策优势，日趋成为政府保障农业稳定生产、农民可持续性收入的利器，呈线性增长的趋势。然而，分销渠道较为单一、信息流通受限、信息不对称等约束因素一直制约着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率更大范围推广。“互联网＋”任何经营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经深度打破传统的时间、空间的禁锢，使得经济利益呈几何增长的态势。“互联网＋”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的构建，符合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探底农业生产经营者对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与承受能力，也更加符合保险公司多维度营销模式。随着国家的“互联网＋”战略的覆盖面推广，其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融合，应该率先涉足农产品自然灾害保险和农产品价格保险两种险种，从互联网平台功能界定、供给侧政策扶持、风险转移等角度进行精雕细琢。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提高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对保障“一带一路”资金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主权借款和公司融资，项目融资主要依靠项目自身现金流还款，负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封闭性，不对投资人主体和东道国造成额外债务负担，在境外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等领域已逐渐成为主流融资模式。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推动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投资的政策性工具，可有效对冲海外国别风险和项目商业风险，在境外项目融资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通过总结分析东南亚某国电力领域的典型融资案例，详细讨论信保在项目融资中的损失补偿和融资推动作用，同时也辩证分析其存在的局限性，形成对认识理解信保的一般规律性总结，以期扬长避短更好发挥信保作用，为构建债务可持续的融资模式、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

2018年受去杠杠政策影响，大量民营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为此，国家号召各地政府成立纾困基金纾困上述民营企业。本文以政府对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纾困的130个样本为例，基于各地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对民营企业纾困这一准自然实验，用DID等方法检验了政府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政府纾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接受政府纾困的民营上市公司公告之后市场有显著的正面反应，同时被纾困方股权质押风险得到了缓解。（2）但在长期来看，政府纾困并没有改善被纾困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体现在纾困完成后，公司的经营业绩表现更差。（3）并且，在纾困中，纾困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政府的长期纾困效果越差。换言之，纾困方越有可能成为“接盘侠”。本文为政府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后续进一步规范政府纾困行为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参考。

本文立足于中国双支柱调控框架，系统地梳理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风险承担机理，并选取 2015-2018年上市商业银行和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货币政策、宏观审慎、风险承担、流动性创造和企业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和宏观审慎工具可抑制由数量型工具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与流动性创造水平变化系统性风险增大会增加表外流动性创造风险承担是双支柱监管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的重要渠道之一流动性创造可通过信贷额度 增加企业营业收入。因此，降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内在冲突，提高银行稳定性，有助于增强流动性创造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