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现，股票回报与公司的气候变化暴露水平之间存在可预测的关系。投资者并没有充分利用公司的气候变化暴露信息；那些暴露水平更高的公司，未来的回报更低。基于此构建的多空组合，能产生0.5%的因子调整后回报。本文排除了对冲气候变化风险、碳风险定价以及对ESG风险的担心等一系列替代解释。本文发现，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在近期的提高，削弱了这种可预测关系的幅度。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治理亟需在当下引起公共政策实践者和研究者的注意。本文从公共政策过程的分析视角指出，随着改革在涉及市场/社会等政策领域的不断深入，亟需转变新的政策体系予以适应。“股灾”这一治理难题是源自于资本市场改革延续传统行政体制政策体系的运行逻辑，领域内的政策属性与制度特征并未被政府充分认知。未来资本市场改革需要在市场/社会的政策体系下实施才能够有效化解风险，避免不确定性。充分理解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政策体系的体系特征与过程特征，有助于改善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的政策效果，夯实改革的制度基础。

我们发现，股市泡沫和信贷市场中的信用风险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分析了来自人人贷（国内头部P2P众筹平台）的超过45万笔贷款数据，时间为2015年，当时A股正经历非理性的大起大落。随着上证综指突破3500点，散户们积极进入股市，并通过P2P平台融资，我们发现，此时P2P平台贷款的违约率以及违约程度都有了大幅提高。对于低质量贷款以及过分自信的贷款者，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其他一系列P2P市场状态指标，也都出现恶化。总之，我们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扩大金融风险，促使风险在不同市场之间蔓延。

本文以2005-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 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治理结构、信息透明度以及企业风险等三个维度探讨了法律环境影响企业股票崩盘风险的潜在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未来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且该作用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在国企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法律环境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企业崩盘风险。法律环境改善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控制内生性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从“法与金融”的视角丰富了法律环境与企业股价崩盘关系的研究。

我国信贷市场存在企业规模歧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有研究多是从信息不对称、经营风险、资产质量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尚未有研究基于财务风险信息扭曲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机理阐释。以2009—2018 年我国非金融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在信贷规模和成本两方面同时存在；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致使实体经济上市公司财务风险被高估约40%；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高估问题，且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在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歧视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机理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分组样本中均得到验证。因此，正视传统财务风险分析体系缺陷，矫正财务风险信息扭曲导致的信贷错配，是缓解信贷市场规模歧视现象的市场化创新路径。

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是我国商业银行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资产管理业务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试验田。虽然理财子公司是新兴事物，但与其股东结构相似，产品结构相似的商业银行系基金公司已随着我国“影子银行”发展壮大。本文将通过剖析我国商业银行作为最大股东的基金公司的产品特点与优势，发现商业银行控股的基金公司更偏好发行债券型基金产品，其表现不但显著优于非银行系基金，而且与商业银行的属性相关 。本文证明上述债券型产品的超额收益源自于商业银行股东的信息优势，即商业银行体系内存在信息传导机制，使旗下基金可以利用大股东在信贷业务中积累的信息优势从信用评级较低的债券中择出提供稳定收益的债券，既能获得低信用等级债券的高收益率，又规避违约风险，提高收益水平。

风险投资在最终退出阶段取得的收益以及对被投企业的影响长期以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点。通过对2007年-2017年A股新上市公司公开市场交易中大股东的减持收益进行测算，并对风险投资最终退出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风险投资减持可以获得比其他大股东减持更大的上市日至减持日的购买并持有异常收益率（BHAR）和减持期累计异常收益率（CAR），风险投资的实力越强，风险投资减持的收益越大；在高铁直通和风投投资人出任董事的情况下，风险投资可以获取更大的减持收益，形成了“监管逆转”现象；通过信息操纵，盈余管理和财务违规等途径，风险投资获取了更大的减持收益，实现了风险投资对被投公司的“价值剥削”，造成了风投退出后被投公司的业绩下滑。本文对于风险投资最终减持阶段的行为刻画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全面认识风险投资最终退出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解读中国发展现实丰富国外经典金融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 年~2017 年非上市银行数据，利用集成机器学习技术测算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弥补了V-Lab 仅包含部分上市银行的缺陷。发现：总体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2016 年底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效控制了这一上升趋势，2017 年显著下降10.3%；SRISK 份额最高的5 大国有商业银行仅占54.78%，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份额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系统性风险的潜 在累积点；区域性演进上呈现向东南沿海积聚的特点。控制区域性发展的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出现和上升的影响机制：资产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大而不能倒”的观点；杠杆率和期限错配是重要影响因素，银行的杠杆率上升1%，系统性风险上升的概率显著上升0.34%，支持了“降杠杆”政策，这一结论对是否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都稳健；提高流动性有利于显著降低系统性风险，调控效果没有降杠杆强，但对小规模银行更有效。我们还观察两个银行机构特征，银行主动承担风险使得银行自身系统性风险上升，帮助企业发现债券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也不会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利用省级和城市层面累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质量的确存在显著负作用，风险上升的省份和城市经济作用更显著，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关乎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利用我国 2014 年出台的“限薪令”作为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本文基于我 国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高管薪酬管制对 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限薪令”的施行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的 风险承担水平。在区分国有企业类型后，这一结果没有改变。进一步地，我们发现“限薪令” 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效果受到企业内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政策不确定性较高、董事长年龄较大、 企业规模较小和薪酬降幅较大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限薪令”的出台，使国企对 政治目标的追求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披露频率和质量显著提高。最后，我们检验了企业风险 承担降低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导致了企业价值的降低。本文的研 究从企业风险承担视角丰富了“限薪令”经济后果的研究，同时能够为深化我国国企薪酬改 革提供经验依据，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本文利用主板、中小板市场退市风险警示制度与新三板市场转让风险警示制度的差异， 考察风险警示制度对主板与中小板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三板公司存在避 免亏损的盈余管理行为，而主板与中小板公司为了逃避退市风险警示制度的监管，进行了高 频率的盈余管理。结果表明，退市风险警示制度中的净利润条款加剧了主板与中小板公司的 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