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8年《公司法》中关于股份回购进行了专项修订，我国资本市场中开启了股份回购的热潮，股份回购逐渐成为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的重要方式。本文以2006年至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进行股份回购的公司为样本，研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股份回购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资，主要通过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来抑制投资过度，以及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减少投资不足。当产权性质为国有企业或管理层权力较大，会抑制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而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则会加强股份回购对非效率投资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率与完善法规建设有重要参考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ESG投资为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国内企业也在ESG理念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本文选取2009年-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旨在研究ESG评级能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研究结果发现：第一，ESG评级提升能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在采用公司、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替换核心变量、倾向性得分匹配后回归以及时序关系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第二，将企业信息透明度、应计盈余管理、被分析师关注程度来衡量机构投资者面临的企业信息环境，并分别进行机制分析。结果表示，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受到投资者面临的信息环境即企业信息质量的影响，ESG评级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第三，ESG评级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呈非线性关系，企业在较低的ESG评级基础上提升评级对于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效应更强。

本文基于有限注意力假说，用分析师共同覆盖构建公司相关性，检验了A股市场关联公司之间股票的动量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以共同覆盖分析师数量作为权重构建的关联公司股票加权平均收益率，能正向预测焦点公司未来1~12月的收益率，基于关联公司收益率构建的多空组合可获得10%~12%的年化超额收益；在截面回归中，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较同行业或同地区公司的动量溢出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拥有更多分析师共同覆盖、非明星或低学历分析师共同覆盖，以及焦点公司股票被更多压力抵抗型机构投资者持有时，关联公司动量溢出效应更强，说明该效应的成因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有限注意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反应滞后相关。本文的工作对A股市场跨资产动量效应给出了全新证据，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决策具有参考价值。

如何稳妥处置企业僵尸化并提高企业造血功能是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重点，而已历经30多年改革的资本市场向来是经济改革的前沿阵地。那么，当前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已经能够为企业去僵尸化提供有效助力呢？以200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的改善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企业去僵尸化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效率提升会通过“输血”和“造血”两个功能渠道助力企业去僵尸化。具体地，高效率的资本市场一方面通过更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改善了企业融资的“输血”环境，进而帮助企业摆脱了对信贷补贴的依赖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专业的股权投资者，高效率的资本市场帮助企业从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抑制非效率投资以及增强内部控制等方面提升自身的“造血”功能，进而从根源上抑制了僵尸化的产生。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价格信息效率的提升对比较优势较为明显的企业以及“技术—资本”适配程度较低的企业的去僵尸化有着更为显著的助力。最后，本文还发现，以融资融资制度与沪港能制度为标志性事件的资本市场分层扩容改革能够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进而强化了上述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改革攻坚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有益的政策探讨。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主题模型分析，构建基于分析师报告的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企业创新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高研发支出、低专利授权、高组织冗余以及低媒体关注度的企业而言，创新对其股权资本成本的削弱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能够通过增强竞争力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且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观测企业创新行为，同时为企业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15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考察了地区腐败与该地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该地企业的慈善捐赠会越少，呈现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公司的融资约束会加剧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融资约束越严重的公司慈善捐赠会越少。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地区腐败与慈善捐赠之间的负向关系源于行贿对慈善捐赠的挤出效应。即，在腐败严重地区，与慈善捐赠相比，直接行贿更有利于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理性的公司会选择行贿，而非慈善捐赠。强力反腐会削弱地区腐败的慈善抑制效应。这与强力反腐提高了公司行贿的成本密切相关。该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地区腐败、融资约束与慈善捐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为我国优化商业道德，推进反腐进程，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研究货币政策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构建以货币政策为条件变量的条件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改进的模型能够显著提高CCAPM模型对市场整体收益和截面收益差异的解释能力，以M1增速为条件变量效果最好。研究发现，货币政策通过主观贴现因子和相对风险厌恶影响市场收益，体现出消费因子风险暴露的时变性，引起各股票组合收益变化；低市值和低账面市值比组合受货币政策影响的敏感性更高。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在"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如何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当控股股东进行了股权质押时,上市公司更可能推出"高送转"的利润分配方案,回避或降低现金股利的倾向更高,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与现金股利之间偏好差异一致;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比例越高、质押股权面临的平仓风险越高时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公司股利政策选择方面的经济后果,并为市场投资者对"高送转"以及现金股利的不同偏好提供了增量证据。

为了实现A股长期稳健发展的夙愿，使之成为长期资金可以依托的健康市场，我们对中美股市进行了多指数（中美四个指数）、多收益（差价收益和全收益）、多算法（自然年份、年度长周期和交易日长周期）、多周期（1-20年）的“四多”统计与分析。数据显示，A股的年度和长周期收益率波动性都很大，尤其是最高收益率超过美股。美股在长达百年的历程中虽经世界风云变幻，相对于A股，其实没有特别高的波动记录，但却有多年连续牛市的记录，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40年间已经出现了三次“准十年牛市”。从统计分布来看，美股指数呈现比较良性的“负偏态”，A股则几乎与此相反。其实，自沪深交易所成立以来，至今A股的累计涨幅是高于美股的，所以A股有条件走得比美股“更美”。本文建议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消除股市投机性暴涨、防止透支中国经济基本面、使A股积累内生的正常涨跌基因。

本文以2003-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异地风投在企业异地并购中的咨询功能。研究发现，当主并公司拥有来自目标公司所在地的异地风投股东时，企业异地并购绩效更好，且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明显；当异地风投为国有背景、经验更为丰富、持股比例较低、独立风投时，咨询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优势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异地风投发挥咨询功能的重要潜在机制。同时，异地风投的咨询作用还会影响主并公司的并购决策，表现在具有异地风投背景的企业进行异地并购的可能性更低、聘请财务顾问与律师顾问的可能性更高、进行重大交易事件的可能性更高、使用股票支付的可能性越高，说明风险投资在发挥咨询作用时会更加谨慎，更倾向于参与对企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并购活动，有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目标公司与主并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目标公司对主并公司价值的认可程度。本文揭示了异地风投利用其信息优势和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主并公司突破异地并购障碍的咨询功能，首次为风险投资的咨询功能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支持，同时说明了异地风投在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形下能够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