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投资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推动GDP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再加上疫情对我国进出口 贸易的冲击，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金融市场发展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我国政府早 在2013年就提出了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随着普惠金融的推广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两者之间 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数字化、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给居民带来安全便捷 的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感知，提升收入感知，从而影响消费。因此，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研 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的空间分布呈现地理和收入聚集性，且不同区域的居民 消费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迅速，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处于高位，居民消费需求前卫，层次更加多元化，因此，将我国东部地区作为研究重 点，探讨消费理论可以综合考虑更广泛的消费需求和层次，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经济新 环境下居民的消费行为和理论。 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我们发现，总体上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加中国东部地区居民消费 的正向效益，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东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通过机制分析， 我们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中间机制提升居民消费 需求。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 水平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农村居民。

近年来，一方面，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房地产价格整体上升。那么，房价将如何影响了居民消费？利用蚂蚁金服2017年1月到2019年4月100万抽样用户的淘宝消费与“中国百城房价”数据，本文考察了房价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房价的上升对消费有抑制作用，且导致了消费降级；第二，流动性约束较高的用户，房价对消费的负向影响更高；第三，上述效应具有异质性，房价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于享受型消费、对收入较低的群体更加显著、且主要体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以上结论在多种检验下保持稳健。本文提示了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风险，以及缓解居民流动性约束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信贷迅速增长，其模式与客群显著区别于传统信用卡，值得探究。本研究选取某代表性平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其业务团队曾于2017年6月展开内部测试，对同期满足信贷准入的用户随机分为准入组（实验组）和非准入组（对照组），以检验互联网消费信贷的现实影响。利用这一套独特的微观用户随机实验数据，本文对比准入组与对照组的约10万用户在实验前后的消费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在实验期间，互联网消费信贷显著增加了消费，月均消费增加幅度在73-92元之间；第二，互联网消费信贷同时增加了线上与线下消费，未发现对传统信用卡的挤出效应；第三，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缓解流动性约束，消费促进作用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用户更为显著。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既提示了普惠型消费信贷对提振消费的意义，也为指引互联网消费信贷健康发展提供了依据。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一直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但因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迥异，不同商品的价格粘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传统单一 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无法客观反映各收入群体所感知的真实 物价水平。本文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加总数据，创新性地构建了分布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Distributional CPI)。基于该指数，本文提出了货币政策通过消费 价格端影响不平等的新机制，并对其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本文还采用了新近发展 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序列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收 入群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且低收入群体的价格指数具有更大的波动性。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传统研究所揭示出的加总效应不同，由于消费结构的差异，货币 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造成了异质性影响。特别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显著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成本，而高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弱。本文的政策启示是货币 政策在稳增长、保就业之外，还在消费价格端表现出明显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此外， 本文构建的分布式消费者价格指数也是 Piketty et al.(2018)强调的政府构建并发布分 布式国家账户(Distributional National Account)在消费价格端的一个重要延伸。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效刺激消费需求十分重要。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6年的财政支出各项的数据以及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以财政支出为出发点，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VAR模型探讨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性补贴支出与文教科学卫生对于消费性支出有挤出效应，而挖潜改造费用对于消费性支出有促进作用。因此，合理改善财政收支结构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

本文结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收入风险和财富目标的消费函数,根据我国城镇从2002年到2008年31个省直辖市的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面板数据，建立带有个体效应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而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在估计上使得参数有效且一致。结论有，第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第二，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0.7786；第三，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第四，每个地区的个体效应差异较大，而且西部省份的个体效应较大。分地区来看，第一，全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参数为0.1094，比上海的0.3071、河南的0.2127和四川的0.3512都要低很多，这不仅说明了全国城镇居民的当期消费很少依赖于上一期的消费，而且说明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习惯有很多差异，呈现了区域的异质性；第二，全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有消费习惯的前提下为 0.7786，比上海的0.6904、河南的0.7146和四川的0.5624要高很多，说明其当期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当期的消费。第三，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当期城镇居民消费的弹性为-0.05132，比上海的-0.0319（取绝对值）高一些，但是比四川的-0.0674、河南的-0.0750都要低，这不仅说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弹性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呈现下降趋势，也说明了区域预防性储蓄的异质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的风险越大，他们的消费就越谨慎。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消费习惯是消费函数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消费习惯对我国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与流动性过剩没有在中国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有一定解释力，这些都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现实。

本文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查（CHIPS）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了14.6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效应，放松户籍限制可以使2002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2.2%，这可以抵补2002-2003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47.1%。如果将同样的参数运用在2000-2005期间，那么，被户籍制度制约的移民消费相当于这一期间消费率下降的40.8%-64.2%

本文研究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社科院的微观家庭调 查（CHIP）数据，文章考察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的边 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 15.2 个百分点。分项分析表明，两类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家庭耐 用品和医疗保健类消费上的差异最大。这些差异主要是由户籍制度所导致的，而难以用文化、 习惯等因素来解释。我们的测算表明，放松户籍限制将导致 2002 年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 21%，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提高 2.2%，这可以解释 2002-2003 年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 48.4%。

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信念体系等非正规制度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 很大影响。本文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国居民消费、储蓄和代际支持等经济行为的潜在影响， 从理论上说明儒家文化在家庭和家族作为经济互助、互保、风险分担组织中起到的作用和意 义，也论述了家庭作为养老制度安排的载体具有的内在缺陷。本文采用 1986年—2008年有 关宏观数据对考虑代际支持的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家庭养老模式的不 可持续性和不稳定性。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应该建立健全金融保险市场， 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有保障的养老安排，分离出家庭的经济功能，使其养老功能转化为市场 保险的一个补充和丰富，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结构更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