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家族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声誉对企业的盈余质量产生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的声誉、尤其审计委员会主席的声誉对企业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本文在控制了独立董事的自选择效应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为研究独立董事的声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的结论说明，家族企业的独立董事通过审计委员会发挥其治理作用，本文同时对家族企业选聘独董的目的和独董在家族企业发挥的作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将股权分置改革作为自然实验，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股权分置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变过去股权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研究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是否有显著的变化，从而证实公司治理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借鉴Kim and Verrecchia (2001) 度量信息披露质量的方法，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中证500指数成分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信息披露质量较之股改前整体上有明显的改善，且上市公司之间信息披露质量差异性大大降低，证明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相关。本文结果证明了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从而证明了公司治理结构显著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Hermalin和Weisbach(2012)表明股东支付给管理层更高的薪酬能提高其披露信息的质量，而Gelb和Zarowin（2002）发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能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但本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模型将其归因于股东在（薪酬，披露信息质量）博弈中讨价还价能力的丧失。进一步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推断，明晰产权、增加管理层持股以及提高公司整体治理效力都能显著降低管理层的薪酬和股价信息含量的负相关性。此外，作为类比，本文也发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与股价信息含量负相关。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必须先完善治理结构，才能通过薪酬激励管理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本文着眼于独立董事个体视角，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案件中独立董事遭受监管处罚这一现象进行研究。使用2003-2010 年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处罚数据，我们发现302 人/次的独立董事因虚假陈述而招致监管处罚，但其处罚程度要显著轻于非独立董事。研究还发现，49%的受罚独立董事在处罚年度末之前便已离开涉案公司，但独立董事的提前离职并未降低其日后的处罚程度。研究还发现，独立董事受罚后其担任的董事职位数量有明显下降，但其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受罚独立董事主动离开高风险上市公司的结果。最后，处罚宣告日前后短窗口内独立董事任职的其他上市公司并未出现明显的股价下跌。

本文探讨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原始股东限售锁定期制度影响私募股权机构退 出行为决策、进而影响企业上市前后盈余管理行为以及上市后短期内市场表现的问题。论文首先 从私募股权机构最大化其声誉资本的角度，建立了适合创业板现状的上市前后盈余管理决策模型， 认为私募股权机构在面临限售锁定期制度时会通过在上市前压低盈余水平，产生较高的IPO 抑价 现象来吸引二级市场证券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关注；继而通过上市后释放盈余业绩，满足或超出投 资者的预期，产生年报公布期间的超额非正常回报现象来再次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最终达到稳 定或抬高上市后股价的目的，以便在锁定期解禁后实现减持套现。本文采用截至2011 年10 月的 创业板数据，对私募股权持股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IPO 抑价程度、信息动量效应、 年报公布效应、解禁后市场估值以及解禁后短期内减持情况等进行了统计对比、回归分析和事件 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

本文以集团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子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财务危机子公司的特性 和集团资金挹注的关联性。过去学者研究集团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大部分 以集团子公司和独立公司的比较进行探讨，对于内部资本市场的分配是否效率各 自有支持的学者和假说；而这些探讨效率性的文献多半以公司价值和公司财务绩 效的观点检验内部资本流向。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集团子公司，藉由这些财务 出状况需要资金增援的公司，试图发现除了效率观点之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决定 集团内部资本的流向。实证结果显示：(1)子公司的公司价值和获得资金的机会 是正向关系。(2) 子公司在产业的重要性是决定子公司能获得资金的重要因素。 (3) 子公司对集团的重要性是决定子公司能获得资金的重要因素。

现有的研究大多认为，并购会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并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然而，本文利用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对关联并购绩效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关联并购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均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而并非传统观点所谓的会表现出“先升后降”的特征。事实上，真正“先升后降”的是关联并购对企业绩效的提升程度。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现阶段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发挥“支持之手”的作用，不过这种提升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此外，本文还借助DEA-SFA二次相对效益模型估计了影响因素对关联并购绩效的作用。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深入探讨了企业聘请具有商业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公司董事（银行关联）的动机及其对债务融资的影响。论文发现，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更有动机去建立银行关联。论文还发现，企业建立银行关联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借款总额和长期借款。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建立银行关联会显著减少其长期借款水平，以应对产业政策对长期债务融资的限制。但是，企业建立银行关联并不会显著降低银行借款成本。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对于不属于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与银行关联发挥互补作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如何突破制度约束所带来的发展瓶颈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视角。

在金融市场典型事实约束下，运用 ARFIMA-FIAPARCH 模型和极值理论分别对条件波动率和标准收益极端尾部建模，计算出各股市的极端风险，进而探讨在不同的市场波动状态下中外股市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及其变化规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沪、深、港三个中国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在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期间强于牛市期间。同样地，三个国外股市之间的极端风险传染效应剧烈波动期强于相对平静期，熊市强于牛市。但是，中外股市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与上述结论相反，即相对平静期强于剧烈波动期，牛市强于熊市。

Using annual time series data (1978-2010),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nexus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China. The time series properties of the data are analyzed by bounds testing approach, ARDL model and 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ong-term negative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 However, although the short-term dynamics of volatility in economy growth can make adjustments in light of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it is not enough for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 to revert to the equilibrium only through the 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 Meanwhile, using 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based 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the present paper find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from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development to economic fluctuation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