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观层面联通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是理论与现实中都迫切关注的热点。本文借助投资者情绪这一崭新视角，探究资本市场中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是否及如何影响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并进一步分析了投资者情绪的介入是提升还是降低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伴随着市场整体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获得的银行借款普遍增加；在总量增加的同时，那些真正需要资金并且融资困难的民营小规模上市公司更为敏锐的捕捉了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好时机，这类公司获得更多银行借款，其融资约束问题得以缓解，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然而，从获得贷款后企业投资效率的后验角度，投资者情绪高涨期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却有所降低，投资不足组的投资效率未能改善，同时过度投资组的过度投资问题也更加严重。本研究表明，货币市场中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健康与稳定。

本文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和美国两地上市的企业的比较研究发现，香港上市企业的债务比例要显著高于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而且两地上市企业的特征差异（包括企业规模、行业分布、资产结构、盈利能力、投资机会等）无法解释它们在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我们猜想两地资本结构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两地在信息环境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我们的实证分析支持该假说。

噪音交易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素，对于那些套利成本较高、噪音交易活跃的股票，噪音交易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以我国个体投资者2006年-2011年的交易数据为样本，发现他们更偏好对小规模、高账面市值比、低价格、高收益和高特质波动的股票进行交易，且其对股票的需求变动存在显著的系统相关性。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个体投资者需求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与其交易偏好显著相关，此结论为噪音交易影响资产价格提供了实证支持。

This paper created a framework for a dynamic institutional analysis . (1) Reduction of the conviction and motivation inside economic factors (We think that this is the inducing factors of system changes ), (2) system changes will be ultimately beneficial to the efficiently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3) the typical economic factors .This is from the ol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 Mr. Frank. Knight's economic thought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we researche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it is the time for the market forces play an basic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

目前国内银行业普遍经营业绩优秀，利润丰厚，甚至有学者称其为暴利行业。但是对于其产生原因的探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以竞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竞赛成功函数接近现实的修改，首先分析促成银行业暴利的原因；其次，在一个极端条件下分析各行业对银行牌照竞争产生的租金耗散和银行暴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了结论和破解银行暴利的政策含义。

摘要：目前国内银行业普遍经营业绩优秀，利润丰厚，甚至有学者称其为暴利行业。但是对于其产生原因的探究，学界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以竞赛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竞赛成功函数接近现实的修改，首先分析促成银行业暴利的原因；其次，在一个极端条件下分析各行业对银行牌照竞争产生的租金耗散和银行暴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最后得出了结论和破解银行暴利的政策含义。

现阶段，学术界主要通过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对信用风险进行建模，并以此为基础对信用衍生品定价。由于信用风险评估的实质是度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违约事件的概率，与流行病学领域的生存分析有相似之处，本文借用生存分析常用方法重新定义信用风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信用衍生品定价模型。本文着重介绍生存分析基本函数、生存分析常用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在信用风险度量中的应用。

本文将估值难度定义为单个投资者的估值准确度与投资者间的估值差异。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估值难度大小会影响反转效应。借鉴Zhang（2006）的方法，本文运用规模、超额收益波动率、盈利价格比与分析师关注度等指标衡量估值难度，发现在我国A股市场上确实存在估值难度越大、反转效应越强的现象。此外，本文还运用不同时间段样本数据及深交所信息透明度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均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

由于投资赌博对象无法直接观测，故本文借鉴Bali, Cakici和Whitelaw（2011）的方法，运用月度日极端正收益来衡量。运用1997年至2011年这15年的样本数据，本文发现投资赌博特征强的股票未来收益相对更低，而这一收益差异并不能被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组合收益后，极端正收益变量，不管在整体区间，还是分样本区间，都显著影响未来收益，但这一显著性按照时间区间划分比较看，出现逐渐降低。而当控制了偏度与换手率变量后，极端正收益变量对未来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而得到极端正收益对未来收益影响的原因所在。

高管股权激励是否会拉大与员工薪酬的差距问题饱受争议。本文采用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与次生激励非递归的路径分析模型，检验了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公司业绩及次生激励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具有长期性；业绩增长抑制了次生激励，而次生激励对公司业绩的反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明显，非国有控股样本则没有显著性；非国有控股样本的高管权力对次生激励具有显著性影响。此外，员工人数及资产规模对次生激励分别具有促进与抑制的效应。通过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比较分析，我们还发现虽然高管股权激励有抑制次生激励的倾向，但在其实施之后这种抑制会逐渐减弱而使之趋近上市公司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