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中外资银行分别具有信息优势和融资成本优势，本文构建了中外资银行多期动态竞 争的稳态模型，研究发现，中资银行仅靠“禀赋”的信息优势不足以抵挡外资银行进入的冲击， 多期竞争将使得外资银行更加容易进入中国市场，且更加可能成为竞争稳态的占优方。进一步 的比较静态结果显示：客户质量越好、项目收益越大和新市场增长越快，外资银行越可能稳态 占优；稳态占优方的市场份额随着项目收益和新市场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减少，客户质量在中资 稳态占优和外资稳态占优两种情形下对占优方市场份额分别具有单调和非单调的影响。此外， 考虑中资银行相对熟悉市场的优势，我们对稳态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

允许外资银行以少数股权形式与中资银行战略合作是中国银行业开放和中资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此 背景下，本文首先建立两本地银行间的信贷市场竞争模型，以此为基础，本文再考虑外来银行与本地银行之一战略 合作以及未来控股本地引资银行的可能性， 然后通过构建控股决策的实物期权模型和少数股权合作决策模型， 研究 了外来银行与引资银行合作决策的交互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1）除了本地信贷市场规模及其高速增长是吸引外来 银行与引资银行合作的原因之外， 未来控股引资银行的可能性将是吸引外来银行与本地银行合作的更重要原因； （2） 如果外来银行不与本地银行战略合作而是在将来与已参与战略合作的外来银行竞争控股引资银行， 那么他将在竞争 中失去机会； （3）如果外来银行与引资银行战略合作、付出努力开展新业务降低贷款客户交易成本，则现有少数股 权合作机制下难以有效激励外来银行贡献自己的努力水平， 而未来控股的可能性更削弱了外来银行贡献努力水平的 积极性，这既不利于引资银行也不利于整个本地信贷市场； （4）为了改变不利局面，引资银行应在少数股权合作机 制中加入 “如果外来银行在战略合作中努力水平没有达到一定标准， 将来将只能恶意收购引资银行” 的新约束条件。 新约束条件改变了不利的情况，同时，相对于高约束指标，低约束指标更能促使外资银行在低股权比例上贡献高努 力水平，更能提高引资银行所得新增净价值和整个合作银行价值。

基于股票市场异质性这一假设前提，即股票的价格行为受市场中不同投资时间尺度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所影响，因此也具有时间多尺度特征。首先应用小波变换将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多尺度分解，得到指数在各时间尺度上的波动部分；其次在各个时间尺度上，分别对波动部分建立GARCH模型，并计算VaR；最后分析结果表明，多尺度VaR不仅很好地描述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而且还有助于证明股票市场异质性假设的合理性和市场有效性在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购买持有超额收益方法还是使用日历时间组合方法都可验证中国上市公司实施定向增发后2年内总体上表现强势特征，这与美国股市私募发行后公司长期业绩表现不佳的结论相反。并且对于全部定向增发样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5年的经营业绩都要显著好于与配比公司，验证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宣告信息反应不足。此外，我们没有发现直接证据支持大股东将定向增发作为“掏空”上市公司进而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

摘要：本文结合河北省的实际，就农村信用社在“十二五”向农村商业银行转型时期应当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深入分析了宏观调控和市场竞争对农村信用社已经或可能带来的影响，特别强调了农村信用社在转型时期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积极主动地抓好营销，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省级联社及其派出机构的职能定位及如何加强和改进管理的问题，作者也发表了个人独特见解。

本文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负债水平和盈余操控水平后，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发现：股东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显著，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薪酬激励经济后果的影响较弱。具体而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这种负面影响会持续到下期业绩中。而最终控制人的国有属性则对本期业绩与本期薪酬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了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持续到下期业绩中。

对保险产品条款费率实施监管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环节。但是，从近年来频频曝光的产品误导行为以及最近发生的车险“高保低赔”风波来看，目前的保险产品监管距离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还存有不小的距离。为此，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保险产品监管制度作一反思，检讨产品监管中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产品监管的措施。

“十二五”开局，以“银根紧缩”和“银保新政”为代表的“双银政策”连续实施，目前已对寿险市场产生系列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重庆寿险市场发展前景和趋势如何？重庆保监局在实地调查当地寿险公司和银行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假定的股市泡沫模型，将投资者区分为“信息 观察者”和“惯性交易者”，并根据这两类投资者的相对势力变化来界定股市泡沫的“生长” 与“破灭”。基于此模型，本文根据我国 1998 年至 2009 年的经济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股 市投资者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据此判断我国股市泡沫的“生长”与“破灭”的交替变化过程， 同时还检验了股市泡沫对投资者异质性变化的动态影响。进而，本文进一步将货币政策因素 纳入实证框架，通过研究各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对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变化的影响，来考察各 种货币政策工具对股市泡沫演变的效应。研究发现，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和利率等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对于控制股市泡沫的“生长”，最为有效且最具有可操作性的措施 是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速，而且愈早干预，效果愈显著。而利率工具对我国股市泡沫的干预基 本无效。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ttributes of local firms that determine investment biases using mutual funds holding data across 48 markets. Controlling for variations in market level environments, we find that firm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transaction cos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local familiarity create significant barriers to foreign investments. The extent to which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familiarity constrain investment allocation is more observable for foreign than for domestic investors, even in developed and liberalized markets. However, in emerging and restricted markets, variations in foreign investment bias are mainly driven by market level cross-border investment barriers. Overall, the well-documented “home bias” phenomenon may be a joint effect of both firm and market level investment barri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