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自利的角度研究分析了负债融资、股权融资和内源融资等融资来源对管理层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负债融资难以抑制过度投资行为，超额盈余、管理层自利行为对非效率投资有激发作用，股权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股权性质与非效率投资没有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信息不对称没有通过负债融资途径抑制过度投资，反而放松了大股东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信息不对称削弱了超额盈余对投资效率的激发作用。

本文通过对比IPO样本与匹配样本之间买进持有收益率的差异，来衡量中国A股市场实行保荐人制度之后的新股长期弱势异象，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虽然实行保荐人制度之后A股仍然存在新股长期弱势异象，但不是由于新股公司具有缺陷造成，而是由于市场牛熊状态和新股定价方式等外部因素造成。牛市发行的新股更易发生长期弱势，熊市发行的新股不易发生长期弱势，新股长期表现具有显著的中期惯性和长期反转效应。

证券分析师是市场解读信息的重要力量。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分析师意见存在系统性的偏差。鉴于此，探讨分析师意见偏差背后的行为动机，剖析分析师意见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应用迎合理论，构建分析师与投资者之间的理性博弈模型，证明了在投资者具有信息劣势的博弈中，分析师的迎合动机会放大噪音对其购买意见以及均衡价格的影响。理性投资者并未能消除分析师迎合动机造成的股价噪音，从而从分析师角度，为股价对噪音的过度反应找到了一种理性的微观机制。

本文使用2003-2009年数据对全流通前后股权分置改革公司股权结构变量与企业业绩关系进行考察，得到以下发现：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进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全流通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全流通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大股东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改善明显；尽管全流通后流通股股权制衡度提升明显，但流通股股权制衡的治理效果却未得到体现，甚至有恶化趋势。

联合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任务。本文即是针对这一规定，对中国在期初由于碳排放可能产生的政策性支出进行计算。先得出中国二氧化碳排量满足的随机微分方程；然后对由碳排量产生的政策性成本的条件期望建立偏微分方程，将成本的期望变成一种特殊欧式看涨期权，给出其解析解。最后，利用实际统计数据对模型中数据进行拟合，画出解的值随参数取值变化的图像，分析解的性质及实际意义。

摘要：利用我国A股市场2006年发生并购活动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讨了并购长期绩效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并购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高管持股并没有缓解代理问题，对并购长期绩效呈负面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并购长期绩效显著负相关。而独立董事比例对并购后第一年和第三年并购长期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第二年（2008）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总的来说，本文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了公司治理水平高的公司并购绩效要更好。

如何促进和鼓励民营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对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关重要。考虑到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决策的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对我国120个城市6826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深入考察了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产权保护水平和融资约束程度对其研发投入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行业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所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和融资约束程度的降低无论是对于促进我国民营企业参与研发活动还是提高其研发投入强度均有显著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影响总体上对中小企业更为显著。这意味着，若想促进民营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强产权保护以营造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以进一步缓解民营企业研发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

无论从增发次数还是融资规模，定向增发新股已经成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其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所有样本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扣率均值与初始5家上市公司折扣率均值仅相差2.49%。本文运用行为心理学理论中的锚定效应对此现象进行了检验和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定价折扣主要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而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是无关的。

本文从我国银行贷款传导渠道的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建立SVAR模型考察了紧缩性政策影响下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行业配置行为。研究表明，当人民银行上调政策利率之后，银行会根据不同借款主体的可抵押品价值高低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违约风险预期，并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抵押品价值较高的工业和商业贷款，同时减少了抵押品价值较低的农业贷款。这也就意味着，紧缩性政策的操作会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决定了银行信贷资金行业配置行为，并可能影响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两个时期为背景，利用2003-2008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全面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终极所有权结构和现金股利政策各自的变化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实证结果证实：股权分置改革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有属性的最终控制人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侵占的动机，但并没有改变最终控制人利用现金股利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