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渐进式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呈现出金融低效与经济高增长的共存现象。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我国强控制金融政策与特有的高额居民储蓄条件下，公有体制内经济体发生金融漏损并由体制外非公有经济体顺守，对金融配置效率加以非规范的修正，导致金融低效率与经济高增长的并存。本文从金融的非正规漏损角度分析了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提出了金融效率改进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近日，笔者在企业调研时，了解到：莆田市涵江区丰联汽车维修服务中心系一家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08年初。由于该单位名称与一家已注销多年的个体户相同，而该个体户在中国银行涵江支行开有单位银行账户至今未销户，已当作“睡眠户”在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系统中被设置久悬，导致该中心至今无法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严重影响正常经营活动。

通过构建VAR模型，对股市筹资额、广义货币 、上市公司股利分红、交易印花税额与沪深300指数的长期均衡及短期调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发现长期内 与大盘指数呈反向变动关系，其它变量与大盘指数呈同向变动。但是就短期而言，存在某些有别于长期的市场特征。这些实证分析结论与一些市场流行看法是有差异的，甚至是相反的。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些有价值的推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116个东道国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布局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投资布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经济风险、外资政策、聚资效应、文化联系和技术水平对投资流量影响显著；而市场潜力、资源禀赋、劳动成本和政治风险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利用Chow检验证实了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投资布局的影响因素显著不同，并通过实证结果的对比找到了差别所在。

本文以控制权未发生转移的大股东“大小非”减持行为为研究视角，结合成本补偿的思想，改进特别处理公司的累积超常收益率法，提出新的超常收益率法，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认为：基于“大小非”减持行为的测度方法较适合于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测度。根据累积超常收益，本文测度出控制权股份（“大小非”）减持部分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5.27%，推算出中国上市公司总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小于或等于13.46%。

世界各国政府积极的通胀政策导致了当前的流动性泛滥，全球性通胀以及经济渐入下行通道，最终将导致深层次的经济调整以及社会福利的急剧恶化，而反映这一周期性经济现象的理论体系却也未能有效地解除危机的困扰。本文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机制下，建立具有非零通胀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结构特性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Ramsey均衡下的最优通胀以及与之对应的最优利率。分析结果表明：确定性最优通胀为零，确定性最优利率应该等于通胀与因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所获得的补偿之和；在Ramsey最优均衡下，最优通胀是一个相对于非零通胀稳态的紧缩率，并且紧缩的水平和程度在不同情形中呈现出较大的不一致性，同时，最优通胀要求最优实际利率大于零，并且最优的实际货币数量应该等于零，即名义货币数量不大于通胀水平。我们还对比分析利率规则与货币增长率规则之间的区别，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会增加通胀趋势效应，货币增长率规则所引致的经济波动要比利率规则高，而高的波动性给经济造成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使通胀超出非零稳态的最优水平。在一个更加前瞻的视角上，这一组最优关系中利率作为持有货币而放弃的无风险收益的对价补偿，其长期的偏离最终可能会积聚资产泡沫为危机埋下隐患。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本文基于套利定价理论与利率期限结构理论，运用Tobit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债券发行定价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债券无风险利率、债券期限溢价、债项信用评级、债券主体信用评级和债券赎回风险溢价。在此基础上，再通过CIR定价模型对债券发行定价偏离现象进行研究，并运用二级市场利差对CIR模型定价进行检验。另外，本文还从债券类型与发行年份两个角度对债券发行定价偏离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研究将有利于为债券发行主体、投资者和主管部门对债券信用风险的管理与定价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基于VAR模型我们分析了货币供给冲击与汇率变动对我国工农产品相对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货币供给冲击会造成一定时期内我国农产品和工业品相对价格的调整，所得结果支持货币冲击下农产品价格超调（overshooting）。另外，研究还显示，开放经济体系下货币供给变量与汇率变量之间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且汇率的变动也会影响到国内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人民币汇率上升在前期不利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但后期却是有利于农产品和工业品相对价格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货币供给冲击大约解释了我国农产品和工业品相对价格变动的16%左右，而汇率冲击大约解释了我国农产品和工业品相对价格变动的28%左右，汇率的影响比较重要。

本文在借用DD模型和资本定价模型（CAPM）对我国上市公司应计质量和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外部投资者能对应计质量进行市场定价，较差的应计质量会增加公司的信息风险，以致提高其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可操作性应计后，发现固有应计与可操作性应计的信息风险含量存在差异，较高固有应计质量更能降低信息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由于应计质量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是应计的波动性，为此也可以认为盈余中应计波动性越高，则信息风险就越高，权益资本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是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从而能有效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本文也发现行业因素、账面市值比、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财务杠杆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显著，但对此的解释学术界仍存在明显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