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普遍存在。本文利用费雪方程和凯恩斯总需求函数，基于价格粘性对货币扩张可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机理进行了模型推理，从而对流动性过剩的内生过程给出了解释。这一分析表明：政府对政策效果的错觉可导致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问题的症结是货币滞存，金融系统的交易费用造成的货币滞存将形成价格的自动稳定器，银行的存贷差和股票市场的黑洞将形成流动性积聚的“蓄水池”，管制中的经济更加容易出现流动性积聚现象，在外在冲击的作用下形成通货膨胀。

金融结构的演进及均衡结果的实现是重要的。基于经济中各行为主体的选择模式，本文通过设定交易条件构建了金融结构演进的理论模型；推导出金融结构演进的均衡结果：高效率的均衡体现在银行的信息优势和股票市场的分散风险机制上；低效率均衡是现实状态。进一步给出了金融结构演进的重要命题：金融结构的演进可以被外来冲击所改变，然而内生决定其演进结果的仍然是投资者的信息搜集偏好。最后结合理论模型针对中国现实进行了分析，提出信息搜集成本过高、法制不完善是形成我国银行主导金融体系的重要原因，认为目前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动仍然大部分的体现在政策冲击上。

通货膨胀压力是我国面临的现实，本文首先从货币持续扩张的政府行为逻辑入手，分析政府持续扩大货币供给的内在原因，进一步分析流动性滞存的“自动稳定器”和“蓄水池”，同时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内在原因，最终给出货币扩张到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当务之急是放松投资限制，刺激产出，而为调整经济结构，引导投资，则需要提高利率水平，避免过快的货币扩张速度，长期上，健全信用评估体系是解决通货膨胀压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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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详细分析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定值方式以及现行算法的利弊，提出应将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同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进行了模拟测算，主要研究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中可能的比重、人民币加入后以各个货币表达的特别提款权价格变化与波动性变化，并对人民币计入特别提款权后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中国自身的影响进行了归纳，最后给出了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规模弹性、范围经济系数等指标，对我国14家代表性商业银行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此来评价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发展状况。我们发现中国各种规模的银行都具有扩大规模和混业经营的空间。并且，小银行在规模经济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在范围经济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这个结论与西方许多现存文献的观点不太一致。因此，我们提出，我国大小规模的银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进行混业经营，但小银行更应着重进行银行之间的合并或收购以扩大其规模。

Adrian和Franzoni(2009)给出了学习拓展的条件CAPM模型，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规模、账面市值比划分的25类投资组合进行了估计，卡尔曼滤波的结果表明，时变Beta的估计结果能比OLS估计更好的拟合股票价格的波动，Beta因子存在学习过程，在我国股市中，账面市值比因子更加显著的进入到学习过程中，规模因子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为应对自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积极配合美国政府 的救援计划，采取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措施。随着近期全球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 国际社会对非常规政策何时退出问题的讨论日益增多。本文在回顾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危机 前有关应对通货紧缩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 的可能方式、时机、顺序等进行分析，并探讨“退出”政策的潜在影响及其启示。

由于掌握的数据、分析的视角以及承担职能的差异，政府各部门对通胀的看法与表态也不尽相同，其对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引导作用必然存在差异。在通胀水平较高的时候，政府部门（含央行）在公众面前往往可发出两种声音：一是对未来前景的乐观表态（以下简称“乐观论调”），例如，发改委7月24日表示目前“不会造成太大的通胀压力”2以及商务部8月5日宣布“肉类价格两个月以来首次下跌”；二是对未来前景的更为审慎甚至悲观的判断（以下简称“悲观论调”），例如，我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说的“价格上行压力加大，通胀风险值得关注”及“通货膨胀风险趋于上升”等表述。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两个视角对此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带来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看待内外需关系的变化，制订相应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摆在我们目前的重大课题。本文将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的角度对此进行简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