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 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 年深交所上市的374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 为切入点，分析CEO 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 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 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 “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 低CEO 权力强度所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 的权力强度 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 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而且信息披露质 量对于CEO 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地更为明显。

面临企业发展和监管政策的双重约束，我国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的决策依据是什么？行业因素是 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01-2008 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及实证设计，系 统性地从行业的股利分配、行业的竞争程度、行业的成长性以及行业的自信水平四个维度研究了行业因素 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行业整体的股利分配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 的正面影响，表明上司公司股利的首次发放具有行业“追随效应”；（2）行业的成长性和行业的自信水平对 上市公司的首发现金股利产生负向影响，但行业竞争程度并没有对上市公司首发股利产生显著影响；（3） 半强制分红政策强化了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首发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finance is whether and how removing market frictions is associated with efficiency gains. We study this question using share issue privatization in China that took place through the split share structure reform. Prior to the reform, domestic A-shares were divided into tradable and non-tradable shares with identical cash flow and voting rights. Under the reform, holders of the non-tradable shares negotiated a compensation plan with holders of the tradable shares in order to make their shares tradable. We hypothesize that efficiency gains in terms of better risk shar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ensation. We show that the size of compensa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oth the gain in risk sharing and the price impact of more shares coming to the market after the reform, and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holders of non-tradable shares and firm performance.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risk sharing in China’s share issue privatization.

It is well documented that bond excess returns are time-varying and that they can be explained by predetermined risk factors.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forecast excess returns on treasury bond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nique monetary system.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bond excess returns in China are highly predictable when compared to those in developed markets. Further investigation suggests that the predicted components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inflexible term structures of official interest rates set by China’s central bank.

通过更好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本文仔细估计了我国的资本存量重，并利 用生产函数法对1978 年以来我国潜在产出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我国仍然处于规模报酬 递增阶段；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具有很强的解释作用；1990 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产出缺口 波动较大，而1990 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经济基本上围绕潜在产出水平运行，这表明经济运行 和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成熟；但2007 年我国经济产出超过潜在产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 尽管受2008 年9 月份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 年我国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水平， 但产出缺口并不严重，这即表明了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也说明随着经济的强劲复苏， 扩张性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应逐步回归中性，以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对股票信息风险进行准确的测度无论对资产定价、风险管理还是市场绩效的衡量 都有着重要意义。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最早提出了直接测度信息风 险的经典PIN 模型，此后该模型成为测度信息风险的炙手可热的模型。然而，PIN 模型隐含 的买卖指令之间的负相关性与实际数据中买卖指令之间的正相关性并不相符。本文在Easley, Kiefer, O’Hara and Paperman (1996)[1]提出的经典的PIN 模型基础上，通过增加交易动机， 提出了修正的PIN 模型。本文基于中国股票的逐笔交易数据，利用修正的PIN 模型对我国 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修正的PIN 模型隐含的买卖指令之间的相关性 和买卖指令的方差能够更好地与实际数据相匹配。经典的PIN 模型由于忽视了市场指令流 冲击事件发生时引起的交易动机，倾向于高估股票具有的信息风险。

本文应用线性多因子模型研究了我国权证的定价能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权证是非 冗余的，对风险资产的收益率有解释能力，而且对小公司和价值股的解释能力高于大公司和成长 股。文中还利用随机贴现因子的思想，用GMM 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得到同 样的结论，权证价格中包含定价因素，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能提高市场的定价效率，使市场趋于 完全。

金融资产对数收益常呈现不对称性和厚尾性，一般不是正态分布，而均值―方差 CAPM 模型中的系统性风险只考虑二阶矩风险即波动率，忽略了高阶矩风险，可能使资产 定价和资产配置存在严重的误差。本文考察了偏度和峰度在我国金融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中 的作用，发现加入系统性协偏度和协峰度的高阶矩CAPM 模型能够重新解释我国金融资产 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关系，比均值―方差CAPM 模型更适合我国的金融市场。

本文分别研究了在经济正常波动时期与金融危机时期，央票发行对央票交易成本 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央票交易成本中流动性成本显著高于信息不对称成本；在经济正常 波动期中，央票发行顺应市场预期，央票发行并未引起流动性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的显著 变化；在金融危机时期，央票发行出乎市场预期，央票发行引起信息不对称成本显著增加， 指令流自相关系数显著降低。央票市场信息不对称成本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对公开信息的 解读不同。

论文以2005年底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年报数据为基础，探索分析了金字塔内、外部结构特征在股改前后的变化及其对终极控制人采取的不同类型关联交易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层级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就越严重；金字塔结构的链条数越多，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越少；终极控制人持有的终极控制权比例越高，其越有可能进行频繁高额的“掏空性”关联交易；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越严重，越有可能进行“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而股权结构的制衡水平越高，终极控制人进行的“掏空性”关联交易行为的频率和规模越低。此外，我们没有发现股权分置改革明显改善终极控制人掏空行为的经验证据。本研究结论对于全流通时代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改革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