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别以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龄、任职时间、学历、教育背景以及两职兼任情况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从流动性风险和资产匹配两方面来具体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的年龄越低，任职时间越短，学历越低，总经理拥有经管类教育背景以及当总经理同时兼任董事长时，总经理的过度自信行为越强，因此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负债比率和资产结构之间的相关性越弱。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和拓展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而且对于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指被控股股东所独占，不能被其他人分享的收益，是控制性股东从公司转移资产的行为。文章主要是在对国外有关控制权私人收益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产生的机理，并运用计量模型，对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运用计量模型来评价股权分置改革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政策效应。研究了改革对不同行业、不同业绩、不同有形资产比、不同资产负债率、不同规模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

We examine empirically whether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play a role in reducing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ued by lending banks due to bank loan default and the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bank loan litigation. Using bank loan litigation events in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s, our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with better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probability of being sued. We also fi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a bank loan filing while insignificant market reaction to the announcement of bank loan litigation verdict. Moreover, we test whether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can play a role in mitigating the effect of market reactio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mitigating this effect. Our paper suggests that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important in preventing the trigger of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litigation) but do not play any role once external governance (litigation) takes over.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与东道国银行绩效影响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增加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提升是否产生了预期的促进效应，这种效应的发生又与哪些因素密切相关？本文对50个发展中国家1995～2006年654家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东道国银行绩效的提升；不同东道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水平等特定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对绩效提升作用的发挥有显著影响。

文章运用Panzar-Rosse模型计算了1995-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H统计值及每年的Ht值，并以Ht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场集中度（CR4）、外资银行机构数、外资银行资产、市场不稳定程度（IIt）为解释变量，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995-2006年期间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外资银行进入强化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竞争程度，并且机构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竞争程度负相关，验证了SCP假说；市场稳定程度与市场竞争程度不相关。

基于2001～2007年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相关数据，本文利用Logistic扩散模型分析了表外业务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活动在其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现行监管制度——资本充足率监管压力对表外业务扩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表外业务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活动随着时间不断增加，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表外业务规模并没有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不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资本充足率监管并未获得有效的监管结果。

期权定价和保险精算本质上都是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或有索取权”的权利价值进行分析定价，这就为保险精算方法与期权定价模型在不确定条件下一般均衡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代表不确定性研究的这两个分支是平行的，很少尝试统一。本文在综述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期权定价与保险精算本质上属于同一研究范式，保险精算有赖于未定权益定价理论的发展，未定权益定价理论也可以从保险精算领域汲取必要的营养。进而提出基于融合视角的现代保险精算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利用现代保险精算方法推导出经典的期权定价模型，为保险精算与期权定价的融合和统一奠定理论基础。

整合风险的量化管理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是其面临的两种极为重要的风险，对二者进行整合度量是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Copula函数能够描述两不同类型风险间的相依结构，本文以单一Copula为基础构造混合Copula函数，并构建基于混合Copula函数的VaR及CVaR模型, 以用于度量整合风险值。实证研究表明，混合Copula函数是描述两不同类型风险相依结构的最优模型，且基于混合Copula的VaR及CVaR估计值也是最有效的，由此可知混合Copula比单一Copula函数能更全面的反映整合风险间的相依程度与相依模式。

本文利用外汇市场压力方法建立并经验地估计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制度弹性。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上的言行一致性问题和不同的实际汇率制度安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绩效。研究发现：一，“害怕浮动”在为中国提供货币政策纪律的同时，也赋予了货币当局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能力；二，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安排越具有弹性，就越易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反之亦然；三，无论中国名义上宣称了什么类型的汇率制度，实际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越具有弹性，就越不利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结合汇率制度名义和实际分类法的思想，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名义上宣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既定前提下，人民币实际的汇率制度表现为“害怕浮动”的特征不仅是合理的政策选择，而且也是有利于中国的福利增进的。

本文在随机一般均衡的非对称两国模型框架下探讨了在外部冲击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外国投资者的资产调整所诱发的资本流动对欠发达国家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开放、投资者的资产调整存在时滞等假设与以上设定的前提下，本文发现：在欠发达国家国内产出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较大的情况下，当其放开资本流动限制和汇率浮动后，其货币将出现过度贬值。欠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产出波动是导致资本流动及汇率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生产率冲击相比货币供给冲击能引发汇率出现更大和更持久的波动。此外，外国居民越注重于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越将加深两国汇率波动幅度，尤其当本国出现意外生产率冲击时，其波动幅度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