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调结构、防通胀”的发展方针，碳银行业务发展将逐步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主线。本文就世界碳金融发展和交易规制、我国碳银行发展对策等展开讨论，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我国商业银行碳银行业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文基于La Porta等(1999)终极控制权理论，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水平、现金流权水平对公司价值的非对称影响。理论上基于Johnson等(2000a)、La Porta等(2002)线性关系研究，通过静态模型分析，证明了控制权、现金流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且投资机会高低对现金流权激励效应有非对称影响。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现金流水平低于均值时，不具有激励效应，而高于均值时，则具有激励效应；相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具有侵占效应，绝对控制权水平时，控制权水平和公司价值无关。当投资机会高时，现金流权具有激励效应，而投资机会低时，现金流权不具有激励效应。

本文试图从微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展开研究，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股改对价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高；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控股时，流通股东获得的对价较低。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终极控制股东控股的企业，其对价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本文的研究还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偏离度越大，股改对价越高；不同的承诺变量对对价的影响作用不同；终极控制股东不同时，各承诺变量的影响作用也有差异。至于企业是否发行B股和H股、董事会规模和外部独立董事对对价的影响作用，本文则未发现明显的相关关系。

本文针对管理者激励的两种假说——“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结合制度背景对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激励补偿效应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以往文献之所以存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相关与不相关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权利较大的管理者对董事会的影响以及权利较小的管理者对会计利润的盈余操纵两个重要因素。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实质上并不相关，管理者权力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绩效，却成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创造虚假业绩的重要来源，权力收益没有起到激励作用。本文研究支持“管理权力论”假说。

金融脆弱性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外在表现为各种风险的积聚状态。本文依据脆弱性测 度指标体系的结构化特点，构建具有时效性的银行体系脆弱性核心测度指数，识别中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运用平滑区制转移模型（STAR）研究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演化路径，并利用自助抽样法对中国未来 一段时期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变化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07 年以来，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较高，并持 续在较高的水平上振荡；中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路径是非单调积聚的，从高区制状态返回到低区 制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自助抽样预测表明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银行体系脆弱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一直以来，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都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为反思银行经营模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契约理论的发展为透视银行的本质提供了深刻洞见，人们认识到银行之所以存在根本之处在于金融功能一体化。本文在KRS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上探究了活期存款、贷款承诺和定期贷款这三者之间的协同效应，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转型的事实进行了实证考察，由此提出银行制度边界的命题。

本文研究了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对企业间微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合理衡量微观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对Wurgler（2000）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并构造了一个新的投资机会衡量指标——基准Q，用以克服Tobin’s Q的衡量偏误。我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表明：2004年贷款利率改革之后，微观资本配置效率在短期内不升反降，且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下降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源于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在短期内导致的逆向选择效应。为使贷款利率改革的积极效果得以发挥，迫切需要提高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银行监控效率，减轻逆向选择效应的不利影响。

本文基于不完全信息Stackelberg 寡占模型，首次将博弈研究用于分析Shibor 存款利率定价。 在假设部分报价行之间存在合谋定价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三种市场战略结构中银行的报价行为。研究显示： 在Bertrand 双寡头市场结构中，报价行间合谋定价操纵Shibor 存款利率的行为不可能实现。而在Stackelberg 寡占市场结构中，参与合谋报价的银行利润可以显著的提高。由此得知，尽管群体操纵Shibor 存款利率定 价的行为不会存在，但个别报价行确实存在通过控制Shibor 存款利率定价操纵市场的机会。此外，参与合 谋的报价行拥有存款供给对Shibor 存款利率调整敏感性的信息优势，通过影响未参加合谋报价行预期的策 略，可以获得更多的均衡利润，挤占未参加合谋报价行的市场份额。有鉴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了预防并限 制报价行违规行为的若干对策。

本文以2007 年年报披露的391 家家族上市公司为基础，研究家族控制，治理 环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在家族 公司表现非常明显，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抑制家族控制人的掏空动机。但当所有权和控制 权的分离程度非常大时，治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还发现，家族拥有的终极所有权 和公司价值呈现倒U 型关系。这说明，当家族的终极所有权较大时，其主要发挥“筑壕效 应”而非“激励效应”。对终极所有权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动机，我们应持谨慎态度。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ng decisions in Chinese listed firms, using 3,196 firm-year observations from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05. Thereby,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s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and compare the financing choices of state-controlled and priv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We find that a better legal environment negatively affects the debt ratio and the proportion of debt that consists of bank loans in SOEs as well as private enterprises. Conversely, regional banking develop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se two variables. If anything, these effect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regional banking development on leverage are stronger for private-controlled firms. SOEs have lower debt ratios in regions with better stock market access, while private firms rely less on bank loans in regions with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business. Finally, we document that SOE bank loans have a longer maturity, while their overall debt ratio and debt mix are comparable to those of private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