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报告重述行为的发生是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反映。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引发财务重述的治理诱因以及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发挥。研究结果证实，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自主性治理创新机制可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抑制财务重述的发生，对既定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治理效率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仅从公司价值视角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效应，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出发点考察了代理人具体行为的驱动因素，深化了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的研究积累，同时拓展了财务重述的研究局限，投资者关系管理调节效应的衡量使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有助于全面了解财务重述发生的治理诱因及传导机制。在我国现阶段法律保护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公司治理创新活动，提高上市公司治理质量，保护投资者权利。

通过对LLSV模型的扩展，构建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影响两期静态理论模型，研究终极控制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终极控制人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情况下，“隧道挖掘”成本越小，企业投资者保护程度越差时，终极控制人越易进行过度投资；终极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比终极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更易过度投资；负债融资具有一定的相机治理效应，可提高终极控制人的投资决策点，抑制终极控制人过度投资。

We investigate the endogenous choice problem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ir decision on whether to corporatize or privatize. Corporatization differs from privatiz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s in the former case, the state remains as a large shareholder, and in the latter case, the state has little or no ownership. Using a panel of provincial statistics, we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local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less likely we see privatization; the smaller the local fiscal pressure, the less likely we see privatization; the more corrupted the local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less likely we see privatization. Privatization is found to yield consistent efficiency gains over corporatization measured in terms of both employment and firm profitability. Our evidences are supportive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Boycko and Shleifer and Vishny (1996) where they model privatization as politicians’ endogenous decision trading off employment pressure against public fiscal interest.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这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美国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和以美元为核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改革现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势在必行，建立货币区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但在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区不可避免“三元悖论”困境。本文提出的贷款准备金政策框架模型能够解决货币区在保证其内在要求的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基本前提下区内各个成员的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

金融收益率分布的肥尾已广为人知，并发展了许多模型来刻画肥尾。另一个特征，即分布是有偏的，却受到较少关注。我们运用Fernandez-Steel方法，在对称分布的基础上构造出有偏分布，并结合APARCH模型，研究波动率的预测。实证结果发现，有偏性对波动率模型的拟合和预测都有显著影响，向前预测的步数越多，影响越明显。

结构性产品以其设计的灵活性、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管理成本以及丰富投资品种等优势，一经产生便获得迅猛发展，很快成长为全球固定收益市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结构性产品成为某些分析者眼中的替罪羊，为结构性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评级机构也随之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首先简要介绍结构性产品的评级过程和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方法，然后分析评级中可能存在的模型风险、评级套利(rating model arbitrage, 又称为rating shopping)、内在利益冲突(inher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以及其他衍生的问题，最后探讨我国改进结构性产品信用评级质量的方向。

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由来已久，然而用粘性价格假设下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却是学术界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本文在一个一般形式的效用函数设定下，运用新近发展的二阶近似技术，在一个两国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多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在其他参数固定于一个简单“标准值”的情况下，模型可以得到单个因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规模越小、国际产品替代弹性越大、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货币需求弹性越大、劳动供给弹性越大，固定汇率制度越占优于浮动汇率；当其他参数在更为一般的空间取值时，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结论依旧成立，但一些因素，比如支出转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由于体制条件、经济与金融环境、市场发育等等相关基本因素的变化，货币替代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分析人民币货币替代发展的现状、成因和针对性措施，对保证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和稳定成长，对构建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理论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介绍了世界银行2005年购买力平价数据,并使用这些数据将中国经济的规模、结构和发展程度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作了比较。文章讨论了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不同的应用之处，指出了一些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中对于购买力平价错误的使用。文章比较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实际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投资支出和价格水平，并构建了一个指标来反映一国工业化的程度。最后，使用分部门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文章比较了中国和印度2005年在各个部门上的支出总量与部门产品价格，并讨论了两国的比较优势。

现有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更少的银行贷款、更短的债务期限结构，从而得出我国银行存在“金融歧视”的结论。但是，现有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无法排除债务融资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金融歧视”的结果的解释。本文以1996－2004年IPO公司上市前后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前后不同所有制企业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截然相反，而且上市显著的降低了所有企业的债务融资金额和长期债务的比重。综上，我们认为在民营上市公司这个特定的样本中并不存在来自银行的“金融歧视”，恰当的研究应当关注并不具备上市资格的中小民营企业是否面临“金融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