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ancing of and investing in R&D are prone to risks of appropriation by competitor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gency problems. Although leg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rights at the national level i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investing in R&D, we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enforcement at the local level is also critical. We concentrate on the impact of IP rights enforcement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on the financing of and investing in R&D, using a unique and rich sample of high technology firms. These firms are located in twenty-eight provinces/districts throughout China. The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differ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lthough the firms are under the same se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aws. Controlling for provinci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anking system development, legal system performance, and local government corruption, we find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positively affects firms’ ability to acquire new external debt (including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ng) and external equity. The firms in provinces with better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invest more in R&D, generate more patents, and produce more sales from new products. We also find better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helps mitigate the problem of appropriation by local partners in foreign and ethnic joint ventures. Our evidence confirms that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matters even in China. Furthermore, our results support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IP rights affects the growth in the economy via the channels of financing of and investing in R&D.

本文基于2003年的评价样本，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及其所涉及的六个维度：控股股东行为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经理层治理指数、信息披露指数、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监事会治理指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对总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加权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运营效率、成长能力，有助于增强财务弹性和财务安全性。公司治理中所涉及的控股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监事会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拥有一套科学的决策制定机制与决策执行机制，而这将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股权分置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具体探讨非流通股和流通股流动性、股权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非流通股股东（通常为控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通常为中小股东）之间的确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类非流通股和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所持股份类型以及他们之间的监督制衡作用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六点建议试图限制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本文通过模拟交易员对冲衍生品空头的盈亏情况来研究模型风险以及它给衍生品定价和复制带来的影响。本文检验了在参数复制和传统的Delta复制两种复制策略下，其复制误差与模型选择、真实测度的漂移项和真实状态变量等的关系。本文还详细讨论了参数复制策略和Delta复制策略的优劣，以及模型风险对这两种复制策略的影响。

在预测未来波动率时，究竟是基于历史数据的时间序列模型还是基于期权价格的隐含波动率模型效率更高？本文对香港恒生指数期权市场所含信息的研究发现，在预测期限较短（一周）时，GARCH（1,1）模型所含信息较多，预测能力最强，但在预测较长期限（一个月）时，隐含波动率所含信息较多，预测能力较强。同时，期权市场交易越活跃，所反映的信息就越全面，隐含波动率的预测能力也就越强。

我国“九五”期间真实经济增长率是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官方的数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有的经济学家甚至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也有少数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九五”期间我国名义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本文采用官方公布的实物产量数据，从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实物投资增长率和高能耗产品单产能耗是否下降这几个方面分析了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本文结论如下：一、“九五”期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工业产值增长率，特别是1998年；二、实物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名义投资增长率；三、“九五”时期我国能源利用率几乎没有提高；四、实际上，不存在现有经济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奇迹”的出现并非政府有关部门有意为之。

有鉴于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问题已成为现行公司治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文设置利益相关者治理评价指标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权益的保护状况并得出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数对每股收益(EPS)、净资产收益率(ROE)、股本扩张能力(NAPS)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上市公司良好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和较高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水平有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而提升包括股本扩张能力在内的企业成长与发展潜力。同时，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所涉及的5个方面对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建议在公司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鼓励利益相关者适当而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和管理。

利用中国市场上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的上市公司民营化样本，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性质变更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1）民营化后上市公司的绩效得到改善；（2）剔除资产重组效应后，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相比，民营化能更有效地改善上市公司绩效；（3）民营化前后上市公司在经理人激励方面没有显著差别，民营化样本与未发生控制权转让的配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以及国有企业间控制权转让样本在经理人激励方面也没有显著差别。本文的证据支持了由Shleifer and Vishny（1994）所提出的政治观点。

为了探讨资产价格对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信息传导功能，本文运用VAR模型考察了以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金融与实物资产价格对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产出缺口对股价与房价的VAR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房价指数和股价指数对产出缺口均产生影响。而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产生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对真实房价缺口却产生明显的负向响应。通过利用VAR模型构建的FCI指数和CPI指数的比较，发现含括了资产价格的FCI能有效的领先于CPI，FCI是CPI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把所构建的FCI纳入到泰勒规则中分析发现修正后的泰勒规则中的利率对通胀反应微弱，对产出缺口反应不足，但对FCI的反应却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