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放大的趋势，给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本文描述了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分析了国际收支持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然后通过一个分析框架，分析了持续顺差形成的原因，最后提出了解决收支不平衡的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央行试图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和控制存贷款利率等达到稳定币值，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文利用1992年至2006年的数据，引入时变参数的泰勒规则和麦克拉姆规则模型讨论存贷款利率、货币供给量M1与通货膨胀率、实际产出的关系。发现官方利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很小，02年以后反应系数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不符合泰勒规则，但官方利率对经济缺口的反应一直为正值，96年至99年还表现出强烈的抑制实际经济增长的现象。94年以前货币供给量不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过快的货币供给量增长是导致94年经济过热的一个原因，94年以后货币供给量变化符合麦柯拉姆规则。货币供给量对实际产出的反应随时间变化较大，一般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供给量控制的不好，但在经济比较疲软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能迅速增加。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物价上涨，利率变化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信用风险缓释（CRM）工具能影响贷款的违约风险暴露和违约损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贷款的损失预期，进而影响到贷款的定价策略和最终价格形成。本文基于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就CRM工具对商业银行贷款定价的影响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理论与现实通常是背离的：（1）信用贷款与非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信用贷款的风险溢价通常还低于非信用贷款；（2）在担保、质押、抵押三种CRM工具中，只有抵押贷款和非抵押贷款间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CRM工具在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定价中未能得到应有的体现和反映；（3）在2004年以前，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与非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价存在显著差异，但在2004年以后，这种关系不复存在；（4）在2004年以后，城商行等的风险溢价较之以前显著提高了，但这更多地体现了其对县域（或区域）金融垄断性的提高和垄断租金的获得，并非意味着城商行等对CRM工具的风险敏感性有了实质性提高，或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增强了。

本文在对原生资产一维耗散（One-dimensional diffusion）假设的框架下，用2005年8月22日（内地权证市场第一支权证的上市交易日）到2007年11月10日之间中国权证市场的交易数据，检验一维耗散模型与实际观测到的权证价格之间的一致性。本文实证检验了Black-Scholes模型在中国大陆权证市场的表现；一维耗散模型中权证价格必须满足的两个基本性质：单调性（The monotonicity property）和完全相关性（The perfect correlation property）。检验结果表明：对绝大多数权证而言，市场价格系统性的高于Black-Scholes理论价格，有时是理论价格的两倍以上；隐含波幅（Implied volatility）很高，远远超过了历史波幅，经常在100%以上；中国大陆权证市场的数据不支持一维耗散模型假设下单调性和完全相关性这两条基本性质。所以，一维耗散模型（即广义形式的Black-Scholes模型），包含基本的Black-Scholes模型，不适用于中国权证市场。在中国市场，如果用权证产品做对冲或者风险管理，很有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本文将股权结构内生化，在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来考察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沪深两市1997—2005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总体上呈一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公司的股权结构越集中，其绩效越好；但在不同行业和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存在明显的差别。

2007年3月至今，全球经济受次贷金融危机影响而未能延续增长势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几乎陷入衰退，中国面临的巨大通涨压力亦在2008年第三季度出现逆转。其间，在国际金融市场接连遭受打击之余，我国资本市场的一泻千里使世人不得不深刻反思现有机制，探寻资本市场的新动力。纵观现有对我国资本市场新动力的大多建议，主要集中于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自主创新、金融混业、金融创新、人民币升值和中国经济高增长周期等，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新动力的探讨都忽略了在强化金融监管呼声不断高涨下，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健发展为己任的金融反垄断制度在次贷危机升级为金融危机后已得到国际越来越多的关注，更忽略了金融竞争对资本市场的巨大奠基作用，金融反垄断制度必将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动力。针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正面临重大调整，尤有必要首先在国际层面厘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金融垄断本质及欧美经济体凸显金融反垄断执法，之后，以证券承销、创业版、金融控股公司和产业投资基金等规范宜溶入金融反垄断制度为视角，前瞻地评析现行资本市场的制度缺失，为后奥运时代中国资本市场注入新的强劲制度动力。

本文运用博弈均衡定价模型，逐步加入转股权、赎回权、回售权和特别向下修正条款，对中国可转债设计条款进行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在分析回售权时，运用“博弈的均衡点理论” 揭示了导致“华菱转债回售风波”的深层次原因，指出了可转债条款设计上的缺陷，即回售条款导致的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在分析特别向下修正权时指出，在有效市场中，如果投资者选择最优的转股、回售和持有策略，而发行者选择最优的赎回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策略，那么回售权和转股价格特别向下修正权将会相互抵消，最初的那种希望通过这两个条款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优惠，从而获得发行上的便利的设想将化为乌有。因此建议在可转债条款设计中：要么修改回售条款的设计降低可转债价值的非连续性，同时取消特别向下修正条款，防止两个条款相互抵消，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要么两个条款都取消，以简化可转债的复杂性，增加其在投资者中的普及程度。

以权证市场的10只产品为例，研究探讨了我国权证产品的波动特征以及相应的风险测度VaR模型，同时运用更加严谨和稳健的Kupic LR检验以及动态分位数回归（Dynamic quantile regression）检验法，对各类不同波动模型和收益分布假定下的VaR估计精度进行了深入的后验分析（Backtesting）。主要实证结果显示，能够刻画波动的非对称杠杆效应以及假定新生量服从“有偏学生分布”的VaR测度模型能更好地刻画我国权证市场的风险状况，但并没有发现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权证产品的VaR计算模型存在。

本文在股票价格服从广义指数O-U过程的假设下，利用Girsanov定理获得了广义指数O-U过程模型的唯一等价鞅测度。用期权定价的鞅方法得到了标准欧式期权和一些变异期权(棘轮期权,白幕大期权,阶梯期权)的定价公式.其结果推广和改进了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

金融机构倒闭将带来系统外部性，从而对金融稳定和安全带来严重威胁，金融监管的目的正是对这种市场失灵进行矫正。然而不同金融监管制度会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产生影响，通过对程式化模型进行扩展，本文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金融机构监管进行了讨论。本文的基本结论是：针对机构安全的金融监管措施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水平，而出于阻断金融风险传染而设立的金融安全网络制度虽然为金融机构之间建立了防火墙，但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水平，使得机构风险在源头堆积，对比分析表明显性金融安全网络比隐性金融安全网络更有效率，金融机构负债结构对道德风险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