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了“大非”、“小非”解禁背景下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时机与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大股东减持时机会影响管理者盈余预测时机偏好，即在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在大股东减持后，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减弱；另一方面，大股东能够利用公司盈余预测时机及属性选择减持时机， 即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后， 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偏好显著增强，在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前，大股东减持偏好显著下降。此外，在考虑公司治理影响时，大股东减持前管理者盈余预测好消息的偏好显著增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驰宏锌锗的股利分配行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驰宏锌锗股权分置改革与定向增发捆绑相结合的做法有欠妥当，进而导致股利分配有大股东套现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之嫌。这主要表现在过度分配股利，两类股票之间仍然存在“看不见的差距”，市场对股利分配事件的消极反应，以及股利分配过程中的涉嫌违法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建议监管当局和上市公司应该充分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信息，降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的稳定和谐发展。

公司可见度甚至比公司本身更影响股票价格，而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有效手段，起到让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证券分析师和目标投资者的作用。本文以深交所上市公司为背景，分析了影响可见度的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两类因素，并研究了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两类影响因素的可见度效应的调节。研究发现：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显著，基本支持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提高公司可见度的假设。

本文结合中国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背景，就市场化改革对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治理机制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2000-2005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理薪酬之于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同时，相对于会计业绩而言，市场业绩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权重有逐渐增加的迹象。进一步研究表明，只有在国有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中，市场化改革才显著强化了经理薪酬-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为市场力量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迁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理解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有权取向和市场取向这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贡献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it root test, Lee-Carter model and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mortality projection, impose key implicit assumptions respectively which ar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Log mortality rate (the force of mortality or the central mortality rate) is described as a unit root process in Lee-Carter model, while it is modeled as a deterministic trend process in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We use panel LM unit-root tests with level shifts to test the assumptions in above models, based on mortality data of the 7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G7) and Nordic countries(Denmark, Finland, Norway, Swede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 mortality projection model, whatever it is Lee-Carter model or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is not always appropriate to predict dynamic mortality rat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Further, we explain period effect and cohort effect of dynamic 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break test. 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we extend Lee-Carter model, which includes a special case of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To chec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xtended model, we use it to forecast USA and Sweden mortality and we find that the extended Lee-Carter model works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Lee-Carter model.

传统的精算定价方法假定死亡率是静态的，实际上死亡率是随时间而变动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变量。本文在动态死亡率的框架下定量分析了个人年金产品定价变动；引入Wang 转换的风险定价方法定量计算了长寿风险对个人年年金定价的影响，并运用模拟分析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长寿风险的大小。最后，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就如何管理这一风险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以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等统计方法，建立综合得分模型，比较上市公司并购前后绩效变动情况。得出不同并购类型绩效差异性的基本结论：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并没有给企业的业绩带来明显的提升。在分析了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的积极作用，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防止为了追求暂时的政治利益而牺牲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上市公司不应当追求扩张而进入陌生领域。

国内外的大多数实证研究都表明：并购在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而对升值的价值在长期内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本文的研究，只是针对目标公司。我们的“搭便车”模型显示，并购短期内能为目标公司带来显著的价值升值，但入主目标公司的股东最终并没有得到该部分升值。我们选取深市2001年发生并购的120个样本的14000多个数据，利用标准事件研究法，首先验证目标公司短期内是否有显著的超常收益，再验证该超常收益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我们的样本数据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短期窗口内的超常收益达到21.63％，而长期窗口内的CAR则为-29.65％。这说明，该模型的理论假设和结论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是存在的。这样就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案：解决该搭便车问题，防止收购溢价流失的一个可能性方案是股权稀释。

本文考察了外资并购宣告期目标方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市场反应差异，以及外资并购成功实施后目标方相对于竞争对手的长期业绩。本文研究发现：在外资并购首次宣告期，目标方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超常收益一正一负；而在外资并购终止宣告期，竞争对手市场超常收益显著为正；被外资并购之后目标方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流动性以及偿债能力都逐渐超过竞争对手，目标方的长期市场收益也在并购后第 3 年高于竞争对手。本文结论表明，在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市场力量悬殊的情况下， 外资并购事件在目标行业传递了行业竞争压力即将加剧的信号；已成功实施的外资并购改变了目标行业竞争格局，提高了目标企业的行业相对优势，削弱了目标方竞争对手的行业竞争地位。

投资者对开放式基金的非理性赎回，使基金管理公司陷入了“赎回困境”，这对我国新兴的基金管理公司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制约。如何解释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呢？本文利用行为金融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行为金融的视角，对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与论证，进而对基金管理公司未来如何走出“困境”，提出若干建议。本文的结论：基金公司的“赎回困境”现象，在我国目前“新兴”+“转轨”的经济发展背景和市场条件下仍将持续；但随着开放式基金的逐步成熟与壮大，特别是基金管理公司在自身业绩、基金产品的专业化创新与技术创新、中长期投资者的培养与教育等方面做大做强，该“困境”会伴随着市场与投资者的成熟“渐进式”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