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因此研究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及方法对农村信用社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得出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对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结论。针对农村信用社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系列可供借鉴的建议。

基于2003年12月8日沪深交易所交易前市场透明度改革背景，本文利用一家营业部的投资者报价和交易数据，研究同一个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在透明度改革前后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其完成交易的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透明度改革前后，机构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都显著大于散户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透明度增加以后，机构投资者的委托单激进程度显著减少，而散户投资者的委托单提交激进程度增加。我们同时发现，透明度增加以后，机构投资者通过分拆委托单，增加交易次数，导致完成交易的时间增加，但是价格影响力基本没有变化。而散户投资者的成交时间和价格影响力有显著改善。

流动性是市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证券的流动性是指证券的变现能力。在一个流动性好的市场上，交易者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快速进行大量交易，且不会导致价格发生显著波动。证券市场流动性的大小直接影响证券市场功能（互通有无和价格发现）的实现程度。 流动性风险与流动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可以理解成由于各资产流动性水平的差异（包含平均流动性水平与流动性变动的不确定成分）而导致的资产持有者在出清资产时由于市场冲击所遭受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相对于流动性，流动性风险这个概念更直观，而且更具有实用性。 一般来说传统度量流动性风险的方法是使用股票的平均流动性水平（即横截面上的风险），近几年在流动性风险的测度上，研究者逐渐考虑到了股票的流动性在时间维上的波动性（即纵向风险），这使得对流动性风险的度量更加符合实际。本文在以上两种流动性风险的基础上建立了包含“横”与“纵”两维上的新的流动性风险测度模型——流动性“成本－风险”矩形和等流动性风险曲线，并按流动性风险的大小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07支A股股票进行了排序。 在股票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的度量上，本文选取了最近比较流行的度量金融时间序列相依关系的方法－Copula技术，这种技术用来描述和分析变量间的相关结构。运用 Copula 理论我们可以构造灵活的多元分布，而且其在刻画不同金融时间序列的尾部相关性——相关性极值(dependent extreme values)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一点与金融危机来临时各股票流动性间的相关性增强恰好相一致。以基金嘉实增长(070002)2005年6月30日公布的持舱股票为样本（在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后选取其中持股比例最大的五支股票），在股票组合的流动性风险测度上，本文用t分布对各股票的流动性的纵向风险进行拟合，并用多元t－Copula技术（MVT）与Monte Carlo方法对股票组合的流动性风险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表明使用Copula技术与未用Copula技术的流动性风险相比其VaR值较大。

本文以2000至200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中国股市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为研究切入点，考察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及其对股票收益的时间可预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相对理性，而个体投资者更为强烈的反应过度将整个市场推向过度反应的非理性状态；在中长期内，个人投资者逐渐走向理性，而机构投资者由于对新信息存在一个反馈调整的渐近过程，在其主导下，市场整体表现出反应不足。

通过构造新的流动性风险度量指标，结合极值理论模型的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股票市场经流动性调整的风险价值及其预期不足。实证结果显示：流动性和价格风险价值对置信水平的敏感度存在一定差异，而流动性风险和价格风险的预期不足对置信水平的敏感度相差不大；在极端程度最大的市场条件下，沪市潜在的经流动性调整后的风险价值大于深市，而在其他市场条件下都要小于深市；价格风险的差异导致沪市流动绝对量水平比深市好，而相对量水平却比深市差；两市流动性风险价值比例对置信水平的变化较为敏感，流动性预期不足的比例对置信水平却缺乏弹性。

在理性预期框架下，本文研究了虚拟成交价、虚拟匹配量和未匹配量在不可撤单模式开放式集合竞价过程中的作用，比较了开放式集合竞价与封闭式集合竞价在私人信息揭示、市场深度、价格波动性方面的差异，并对中国股票市场采用开放式集合竞价机制确定开盘价格前后的市场流动性和波动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与封闭式集合竞价相比，开放式集合竞价对私人信息的揭示程度更大，并且具有更好的市场深度和更低的价格波动率，但两种机制之间的差异会随着知情交易者比例的增加而减少。

在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私募基金由于对新兴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备受推崇，同时，因为私募基金规范过于滞后，使得我国将如何对其监管引发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中唯有中国能保持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当局再度启动了立法程序。目前，虽纵观各界对私募基金立法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但以金融反垄断审查为视角进而规范私募基金的思路却几无提及。 本文以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及规范进程为主线，借鉴并分析了美国对私募基金的界定，梳理了私募基金的运作脉络，融合了我国新兴出现的金融反垄断执法机制，吸纳了次贷危机进入新阶段后欧美金融反垄断执法的最新动向，从五方面前瞻地提出了我国私募基金立法的金融反垄断规制视角。

新《破产法》正式将金融机构纳入破产范围，并作出了特别规定，但金融机构破产仍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如个人债权的清偿顺序及保障问题，破产金融机构资产的变现问题，破产管理人的选任问题等。应建立金融机构破产的相关法律制度，如个人债权清偿制度，金融机构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金融资产变现的相关法律制度，金融风险责任追究制度，金融机构破产的挽救—重整制度等。

本文以2000年到2005年发生会计差错重述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差错调整项目和估算经营活动异常现金流，从而研究上市公司进行会计差错重述手段和动机。研究发现，低的异常现金流与会计差错重述的发生是显著相关的。对于所有类、收入类会计差错，异常现金流与异常应计项目都通过了显著检验，然而费用类会计差错只有前者通过了检验，表明异常现金流对会计差错重述的预测作用有更强的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异常应计项目与会计差错重述的发生是负相关的，即异常应计项目越低上市公司发生会计差错重述的概率越高。这与低的异常现金流同样反映了恶化的经营状况，引起上市公司操纵盈余，最终导致会计差错重述的发生。

结合Bushman&Smith（2001）的研究框架和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高质量会计信息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行为，其中应计质量和盈余平滑性在降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和过度的作用最为显著。因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如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队伍等，更进一步制度创新以更好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