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一直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关切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对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判断其协调性的计量指标与判别方法，并估计出新兴市场国家的协调性区间，接着对我国银行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判断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入世之前，我国银行业的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协调适当的；在入世过渡期间和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银行业均表现为国内发展的相对不足；并且，与入世过渡期间相比，入世过渡期结束后的协调性水平有所改善，但距离协调适当的开放状态仍有较大差距。据此，针对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基本现状，本文提出了适度进行对外开放的对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后的超额短期借款现象，通过理论分析探讨了中国转型经济特有的信贷制度和股权再融资的监管环境对企业融资以及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超额短期借款出现的事前效应假说――私有利益驱动下的扩张冲动和资金占用，以及事后效应假说――在实际控制人追逐私利的影响下因经营业绩恶化造成的短期借款“超额”。随后的经验分析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假说，这一现象应成为重要的预警信号，引起债权银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具有异质模型不确定性偏好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了模型不确定性偏好对资产定价的影响。模型不确定性规避偏好导致投资者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减少，进而降低了风险资产的价格。文章分析了均衡状态下过度自信投资者与Robust 投资者的收益状况，发现“参考”模型在一定范围内高估风险资产使得Robust 投资者获得相对高的收益，因此模型不确定性规避偏好有其存在的市场条件。另外，本文还分析了模型不确定性偏好具有随机性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并解释了股票溢价之谜与封闭式基金折价的时变特征。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司的控股结构如何影响其债务融资决策，从而揭示负债在大股东治理中的激励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1）负债的股权非稀释性和破产机制能够对非国有大股东的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使得非国有大股东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2）对于国有大股东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其终极持有的现金流量权比例与公司的债务融资水平则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表明负债并不能有效制约对其行为。

本文以2000-2006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对333 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负债期限结构影响投资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就全样本而言，长短期负债均与企业投资规模显著负相关， 按企业投资增长机会和内部现金流进一步分组后发现一方面长短期负债均加剧了高投资增长机会低内部现金流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 另一方面短期负债并不能抑制低投资增长机会高内部现金流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把影响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细分为基本面不确定性和市场层面以及公司层面的非基本面(对基本面没有影响的外部因素)不确定性，认为投资者对基本面和外部因素分别会形成异质信念。在此基础上用连续时间模型的分析方法，在纯交换市场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建立了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市场层面和公司层面外部因素风险是影响股票价格的总体风险中的一部分，其中市场层面外部风险异质信念溢价可以解释市场情绪是定价因子的已有研究结论，而公司层面特质外部风险异质信念溢价支持存在特质波动率异常收益的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分析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这个结果与“法与金融”文献的理论预期和实证结果相反。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支持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并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法治和金融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更为基本的制度因素。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越高、经营绩效越差。这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是低效率的。

本文分析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这个结果与“法与金融”文献的理论预期和实证结果相反。本文的经验证据表明，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动机支持辖区内的国有企业，并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支持，而法治和金融发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干预给国有企业带来的贷款支持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更为基本的制度因素。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多、贷款期限越长，管理层的代理成本越高、经营绩效越差。这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干预银行的信贷决策给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支持是低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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