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5月27日香港媒体首次披露中兴通讯可能赴港上市以来，中兴通讯A股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表明流通股东对于公司发行H股悲观预期，同时，在2002年8月20日中兴通讯临时股东大会上，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更是对公司发行H股的决议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但是在大股东的坚持之下，股东大会还是通过了于2002年年底或2003年年初发行H股的决议。根据财务理论的一般观点，只要公司发行股票是0-NPV行为，那么仅当公司募集的资金用于负NPV项目时，才有可能稀释原有股东的权益。经过我们的分析，有理由相信中兴通讯募集H股后进行的投资应该是正NPV行为，因此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流通股东反对是没有根据的，而且通过他们对市场的操纵导致股票价格下降，更反应出了我们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的不完善。

本文对中国证券市场首批四家试点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方案进行全样本统计分析，结合国内目前全流通的各种理论设计，通过对证券市场两类投资者（流动和非流通）的投资成本比较，发现两类投资者成本差异巨大，本次试点结果并未产生“双赢”，并通过结论可看出，目前以“挡板理论”为基础的股权分置改革不具有普遍性和推广性，需要创建新的理论基础。

“处置效应”在全世界各国的投资者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但中国证券投资者中表现特别明显。中国证券投资者的处置效应行为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相关，特别是与中国人的好面子文化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相关。中国证券投资者三个主要投资行为，即过于自信形成的短线操作行为，过于自卑形成了从众行为和过于看重社会关系中的面子而放弃自我的处置效应行为，三者在一定条件下是互为表里相互加重的关系，三者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交互作用，其突出的表现就是短线操作特别频繁。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运用了3种方法：相关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基础上的计量分析。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常高的相关程度；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因果关系；计量分析的结果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发现。文章结论与我国正处于从转轨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国情相吻合，对供给主导假说及需求遵从假说均提供了有力支持。

人民币之所以面临升值的趋势，既有外部因素的压力，也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欧盟；从汇率决定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趋势的主要是外汇储备、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率、利率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市场预期等等内部经济因素的作用。

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迫于国际竞争压力，也正在改变对金融管制的态度，默许或明确鼓励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混业经营制度，目前已呈现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从对金融分业与混业的概念理解到分析三种监管模式的利弊，并结合我国目前金融业的现状，得出我国趋向混业经营是市场一体化和适应国际竞争的内在要求。

在实践中，尽管股权类激励方案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是作为一种激励报酬方案，与其它报酬方案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所有者为了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矛盾，从所有者的剩余收益中拿出的，让渡给经营者的部分剩余利润索取权，显然对所有者来说，这种激励方案的授予是有成本的。如何合理评价管理类激励方案的成本成为这一类激励方案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文从成本角度研究了管理层股权类激励方案的性质，给出了股权类激励方案成本确定的两类基本框架，并且探索了两种特殊的股票期权激励方案??亚式股票期权与指数化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成本估计的具体计量方法。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持有量第二大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的今天，持有的外汇越多，承担的汇率风险也就越大。稍有不慎，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就会面临风险，不仅不会带来收益，还可能遭受损失。因此，合理的组合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是外汇储备保值及增值的根本途径。本文依据经济实力原则、币值稳定性原则和交易匹配原则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外汇储备币种分配的合理比例。

本文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原理，对现代金融交易市场的高频数据进行挖掘，运用金融孤子（非欧几何）构造投资模式，实盘交易中国金融市场(股票、期货)相关品种，证实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信息价值淹没在市场盘面的高频数据之中，通过有效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从而实现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具有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信息黑箱可视化（Information Black Box Visualization）意义。

We present a model in which informational economies of scope that provide a cost advantage to universal banks oering “one-stop” shopping for lending and underwriting services also enable these intermediaries to “lock in” their clients’ subsequent business. This (limited) market power of universal banks reduces their incentive, relative to that of investment banks, to undertake costly eort in underwriting their clients’ securities. The consequent reduction in firms’ likelihood of successful security issues with universal bank underwriters prevents these intermediaries from using their scope economies to completely dominate their markets. Our analysis identifies economy, intermediary,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that motivate either the integration or segmentation of underwriting and bank lending. Our results also have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market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Some of our empirical implications have not been tested; others can be compared with findings in Kroszner and Rajan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