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它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除银行贷款、 发行股票上市之外的另一种有利途径。但是目前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来解决。最主要的问题市企业债券市场的主体结构问题。在对1998年到2002年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在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上发行的大部分债券本质上属于公共部门债券，包括中央政府机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市政债券。政府部门在进行发债审批时，主要从“政府意图”和“产业政策”的角度选择合意的企业，其最终结果表现为中央政府分部门以及所属机构、由地方政府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这限制了其他具有发债资格企业的进入。严格的管理体制也是抑制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规范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管理体制严格限制了企业债券的发展。“企业发行债务筹集资金得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得40％”的要求在银行存款利率不断调低的情况下，已经低于投资国债和股票的收益率，无法吸引投资者；此外，这种利率的约定也不利于市场价格的形成。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企业债券品种单一，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企业债券信用评级质量低；企业债券的监管模式尚未完全理顺都是制约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瓶颈。 因此，我们必须在企业债券的各个方面进行改善、改革，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主要的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必须为政府机构和地方机构债务融资单独开辟融资市场，避免其和企业争夺市场，并要多公共部门性质的债券实施严格的审批制，要把确保政府债券安全性和捍卫政府信誉放在首位。对于企业债的监管应该实行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逐步撤销对市场的计划性控制，因此必须建立信息披露机制。进行发行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改多头审批为一家核准，改一次发行为监管机构一次核准，但发行人可视其需要和市场情况多次发行；其次应该准许商业银行进行承销；最后取消利率40％上限的限制。健全企业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对发行主体主要是进行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建立有效的偿债保障机制。发展企业债券的场外市场，建立做市商制度也是我们改善企业债券市场的有效途径。 企业债券可以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新途径。通过“中关村模式”的分析，我们建议可以通过建立中小企业联盟的方式，以同一主体对外发债。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

企 业 内 部 机 制 的 再 造 是 国 有 银 行 内 部 重 组 过 程 之 中 避 免 不 良 资 产 增 量上 升 的 关 键 所 在, 而 如 何 建 立 良 好 的 公 司 治 理 机 制 在 笔 者 看 来 又 是 这 一 内 部 机 制 再 造 过 程 的 起 点. 本 报 告 在 全 面 介 绍 美 国 标 准 公 司 治 理 机 制 的 基 础 上， 对 中 国 国 有 银 行 的 改 革 提 出 了自 己 的 看 法.

中国大部分企业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这种偏好的存在有极为复杂的原因，既存在非理性行为，也存在非意愿选择约束。本论文通过对两种融资方式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分析，意在说明两个重要问题：其一，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安排有关，由此导致企业的非意愿选择约束；其二，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存在，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在成本约束下，企业融资选择中出现了经济学中所谈到的“劣势有效”，从而导致企业在非理性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最终的结论是：中国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制度的成长对市场选择机制的有效支持。

健康管理是健康保险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专业环节。尽快建立我国保险业健康管理体系，已成为健康保险发展的当务之急。本文通过我国保险业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对中国保险业在健康管理领域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This paper hypothesizes that the threat of losing listing status in China’s distressed ST (specialtreatment) firms kick starts a corporate control market that does not exist otherwise. The incumben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losing control right, will have to“tunnel back” the value he has extracted from the firm before to boost the distressed firm’s accounting performance. This part of value is captured by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CARs) surrounding ST event. We further argue that ST CARs present themselves as alternative measure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nes used in Barclay and Holderness (1989) and Nenova (2000). Studying 66 listing companies that had become ST between 1998 and 2000 in China’s stock market, we find that the 22-month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run as high as 29% on average. Based on a game theoretic model, we find that the control value released through the contest for corporate control righ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shareholding, concentration of shares held by other largest shareholders, but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firm’s leverage ratio. Our empirical evidence confirms these hypotheses.

本文从突出金融部门角度，编制了中国地区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该项研究对于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全面了解和分析地区经济状况，提供了科学的经济数据库。首先，论文从宏观经济循环角度，在分析了金融部门和地区部门的特点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地区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的结构和内容；其次，以《江苏投入产出表》(2000)和《江苏统计年鉴》为基础，结合大量调查，编制了江苏宏观金融社会核算矩阵；最后，利用跨熵(cross entropy，CE)技术，对矩阵进行了平衡处理。

郑振龙和林海（2004）利用金融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对中国的可转换债券进行了合理的定价。定价结果表明，中国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价格远低于其合理的价格，存在着可转换债券的低估现象(under-pricing)。本文则是立足于这个基本结论，提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用于解释这种折价发行的现象。分析结果表明，为了实现国有非流通股股东净资产最大化的目标，折价发行可转换债券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造成的结果是原有流通股股东价值的减小

Stationary-leverage-ratio models of modelling credit risk based on constant target leverage ratios cannot generate probabilities of default which replicate empirically observed default rat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ructural model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model is that a firm’s leverage ratio is mean-reverting to a time-dependent target leverage ratio. The time-dependent target leverage ratio reflects the firm’s intention of moving its initial target ratio toward a long-term target ratio over time. We derive a closed-form solution of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based on the model as a function of the firm value, liability and short term interest rate. The numerical results calculated from the solution with simple time-dependent functions of the target leverage ratios show that the model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term structures of probabilities of default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some empirical findings. This model could provide new insight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orporate bond analysis and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不仅制约着农村信用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影响到信用社对农村经济活动的信贷再投能力，而不良贷款“前清后增”问题 ，又是当前各级农村信用合作管理部门困惑不堪的突出问题。尽管农村信用社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盘活清收不良贷款，但收效甚微，信贷资产质量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深入地剖析不良贷款“前清后增”的原因，对症下药，进行综合治理，便成为摆在当前农村信用社面前迫在眉睫的严峻课题。那么，不良贷款缘何会“前清后增”呢？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和体验认为，不仅有贷户拖欠赖债的原因，更有信用社自身管理存在的弊端及社会信用环境差等诸多问题。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对1993-200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1216个并购重组事件是否创造价值进行了全面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价值，目标公司股票溢价达到29.05％，超过20％的国际平均水平；对收购公司股东却产生了负面影响，收购公司股票溢价为-16.76％；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的综合影响，也即社会净效应不明朗。理论分析表明，我国经济的转轨加新兴市场的特征为并购重组提供了通过协同效应创造价值的潜力，狂妄假说和代理问题等传统的并购动因理论有助于解释收购公司的价值受损，而本文提出的“体制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和“并购重组交易的决策机制”新的理论假说，更直接地解释了并购重组对目标公司、收购公司和社会总体的不同效应。